战略演讲录：从耿彦波的大同和鄂尔多斯的鬼城看战略执行的重要性 + 街头采访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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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演讲录：从耿彦波的大同和鄂尔多斯的鬼城看战略执行的重要性

经济学博士李晓鹏对大同和耿的评价

47分开始街头采访
视频:李晓鹏：战略演讲录（2）中国最有争议的市长耿彦波和他的大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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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U4MDU3MTQ0.html
李晓鹏的经济学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5a7ff30102vczv.html
李晓鹏，重庆江津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教育观察者与城镇化问题专家。
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和《城市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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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演讲录：从耿彦波的大同和鄂尔多斯的鬼城看战略执行的重要性
大家好。欢迎你又来收听我的讲座。这个讲座是咱们“战略演讲录”的第二期。在上一期我们讲了什么叫做战略，怎么样找到正确的战略方向，其中提到了很重要的这么几点：

当你在思考战略方向的时候。首先，要把所有可能的战略方向都要想清楚：哪些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或者说什么是利什么是弊要想清楚。第二，要把大的趋势你要做事情的所涉及的大的发展趋势要做一个判断。第三，就是这个战略或者说这个备选战略你的执行能力怎么样，你能不能把这个战略很好地执行下去。

寻找一个正确的战略，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一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讲。这一期，我首先讲一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在制定战略的时候一定要把执行的能力考虑进来。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把这一点提到前面来讲，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思考战略的过程中这一点往往是被忽视得最厉害的。更多的去强调：我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我对大趋势判断得非常准确……而是对自身的执行能力不怎么重视，导致了很多很严重的战略错误。

Real.Jorwe

支持耿大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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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联金灭辽的战略教训

在这我先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同样一个战略，如果执行能力不一样，结果就完全大相径庭。

什么事呢？张骞出使西域，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当时汉王朝主要的敌人就是北方的匈奴。已经跟它打了几次仗，把匈奴打败了。但是一旦打败之后匈奴就向西撤退，撤退之后汉朝的军队也不可能说追击得非常非常远——那个时候你的后勤补给线就会跟不上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就感觉到：我打败匈奴，打败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打败之后它就跑掉了。过一段时间它他休整好了之后又会跑回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彻底地解除这个国家来自匈奴的威胁呢？

当时张骞就想出了一个战略方阵，什么呢？就是去联合比匈奴住的还要往西的遥远的国家，来东西两路夹击匈奴。我不是把你打跑了吗，你往西撤退了，结果在你的背后还有一支军队在等着你。这个就可以给匈奴造成致命的打击。所以才有张骞出使西域。

当时它是听说匈奴跟西域的某个小国家大月氏有很大的仇恨，所以跑过去找这个大月氏。但是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之后发现大月氏已经整个搬迁了，而且没有兴趣来跟汉朝联合来共同打击匈奴。张骞还不死心，第二次再去，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大宛来跟他联合打击匈奴。跟这个国家取得联系之后，最后过了大概几十年，终于有一次汉王朝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大获全胜，一口气把匈奴赶得向西逃跑了。就是在逃跑的路线上匈奴终于被张骞所联络的那个国家的军队给得住了，一下就就把它基本上一举歼灭了。一仗就解决了汉王朝所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胁。

所以说张骞这个人就是有很强的战略眼光，这个战略非常好，而且跨越了几十年。几十年之后我们终于把匈奴消灭掉了。他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略家，这个战略也就是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但是呢，过了一千多年，到了北宋时期。北宋又面临着跟当时的汉王朝非常类似的情况：北方的辽国总是来欺负它，总是来收拾它，总是打不赢。辽国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对北宋的都城开封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但是消灭又消灭不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个叫马植的人，他又想到了当年张骞消灭匈奴的办法，就是在辽国的背后。也就是说宋朝在辽国的南面，在辽国疆土北面有一个女真部落，这个部落跟辽国有仇，而且作战非常凶悍。所以呢他就说要秘密联络女真部落，帮它实现军事技术的现代化，利用女真部落来打击辽国。

这个战略跟张骞的战略非常相似，都是到敌人的后方寻找盟友，两边夹击来消灭自己最重要的敌人。

但是这个战略最以后执行的怎么样呢？女真部落在北宋的军事援助下，迅速强大，果然给辽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但是在汉朝的时候，汉朝的军队可以打败匈奴，让匈奴逃窜；而在北宋的时候，一方面是辽国的军队被女真的军队打得一溃千里，但与此同时北宋的军队又被辽国的军队打得一溃千里。这个时候北宋根本就没有执行南北夹击的战略的军事能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女真很快把辽国给灭了，灭掉了之后它就直接面对宋王朝。这时候北宋就面对一个比辽国更加强大更加可怕的敌人。结果过了没多久，女真——也就是后来的金国，领兵南侵，占领了北宋的首都，直接把北宋打成了南宋，北宋王朝就灭亡了。

所以，同样的一个战略，看起来当时张骞用的非常好非常成功的战略，对于北宋来讲是毁灭性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战略。

通过这两个例子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同样的战略如果你这个机构你这个组织执行能力不一样，就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后果。

我们在这谈这个执行力的时候呢，不是说这是一个好战略，你是把它执行好了还是把它执行坏了。这样说是不对的。而是在你制定战略的时候就应该充分对执行战略的组织机构的能力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评估。如果你的评估是对的，说这个战略能执行好，那么这个战略才可能是一个好战略。如果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战略但是你对组织机构的执行能力没有评估或者说评估错了，那么它就是一个坏战略。

对北宋来说，如果它对自己的军事实力有一个正确的评估，那么最好的战略就是“苟且偷生”，忍辱负重，跟辽国处理好关系。什么时候它能够改革内政，重新变得强大了，再来制定更加积极进取的对外战略才是合理的。

因此任何战略在制定之前就一定要先考虑我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这是制定战略的前提，而不是制定战略之后再去考虑怎么执行。这也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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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顺驰老板的战略眼光与战略失误

我们刚才讲的是历史上的事情，现在来讲一个最近的鲜活的事情。有两家房地产公司，一家叫万科，这个大家知道，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另一家叫顺驰，以前也是非常有名的。

顺驰的老板叫孙宏斌，很早——应该是在2004年之前——就看到中国房地产要蓬勃发展。这个大趋势他是判断对了，然后进入这个行业赚钱，这个战略方向是对的。当时他用了什么战略呢？就是到各个城市去抢地，去囤地。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在零几年早期啊，本地的房地产商和本地的政府很多地方结合的是很密切的。外来的投资者即使你有很雄厚的实力，也有可能是拿不到地的。政府和本地的房地产商双方可能在土地招拍挂的时候有很多小花招，把招标的结果都给内定了。

顺驰用的是什么战略呢，就是高价拍地、高价抢地。有点时候抢的是非中心的地带，稍微偏远一点，暂时本地的房地产商还没有顾及到，那么就高价拍下。拿下之后就迅速建设、迅速现金回流，因为房价总是在涨，所以这个高价它也能赚钱。利润率不高，但是可以利用金融杠杆大量的融资来做，把规模做上来，总体还是很赚钱。通过这个战略，顺驰实现了在全国各地的快速扩张。

这个战略跟万科的战略非常接近，甚至可以说是在学万科。万科也是这样：在全国各地高价拍地，拍地之后把区域的品质做得非常好，然后把它卖出去，跟本地的房地产商竞争。本地的房地产商有关系我知道，你能低价拿地，但是你的品质做得没有我好，而且我拿的地块可能稍微偏一点，不会直接去抢你的核心利益。通过我自己的专业能力把地块做起来，然后赚钱。

所以万科董事长王石曾经公开说，万科从来不行贿。很多人就说哪有房地产商不行贿能够发展起来的？我觉得王石自己可能确实没说谎——在他知道的范围内，他确实没有去行贿。你从它的战略中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有没有人背着他去行贿那就很不好说了。

但是，相同的战略，万科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而顺驰在06还是07年破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对这个战略的执行能力。顺驰在扩张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好他自己作为一家小公司，它的人才储备、资金储备方面的执行能力。导致什么？07年的时候国家调控，房低产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低潮。由于它资金链绷得太紧，借钱太多一时间还不上，现金流断裂。当时顺驰手里拿了很多好地有很多项目可以卖，同时你也知道中国的房地产从07年到13年14年可能都是一个高速增长、暴涨的大趋势，但是执行力不行，手里没钱了，债务到期还不上，没办法那就只能破产了，被香港的一家房地产商收购。所以说这个战略就彻底失败了。

这个例子跟前面汉朝和北宋联合敌人后方的军事力量来共同消灭敌人的战略的故事是非常相似的。同样的战略，如果你没有能够把执行能力考虑得非常清楚，最后就是截然相反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制定战略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也是为一些机构一些地方政府做过一些战略方面的研究和咨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一般的做战略咨询的人或者机构相比，我觉得一定要重视战略的执行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机构领袖，它能够在何种力度上推动这个战略，本身就决定着你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战略。如果你仅仅是把大趋势看清楚了：将来一定是这样的、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这个执行层面的东西，那么你制定出来的战略很有可能是要出问题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要出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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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同与鄂尔多斯的新城战略比较

我们这个《城市战略家》里面对城市战略做了几个类似的对比。前几年地方政府造城最火热的时候，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鄂尔多斯，一个是大同。这两个地方都是地方政府造城热中的明星地区，媒体都炒得很热。

鄂尔多斯建了一个康巴什新城，这个新城建成之后它变成了大家所说的鬼城，简单来说空荡荡的没人居住，而且它变成了一个泡沫，导致很多民间投机。现在泡沫破灭，整个鄂尔多斯民间信贷链条破灭之后给它的经济带来很大冲击，有很多玩高利贷的都被抓起来判刑了，康巴什新城也没有发展好。

另一个是大同。大同的出名之处，除了投巨资去造城之外，还在于它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市长，叫耿彦波。耿彦波离开大同的时候，上万的大同市民去围着车不让走。这个事情中国是很少见的——当然也不是完全见不着。更离奇的是在耿彦波走了几年之后，大同市民还要上街游行，要求耿彦波回来继续当市长。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以前我还真没听说过。

目前来看，大同的城市建设虽然也像鄂尔多斯一样投入了巨资来进行建设，也建了一个新城叫做御东新区。但是目前大同的御东新区的建设发展的还是比较好的，而且也是比较得民心的。大同也没有出现像鄂尔多斯那样的泡沫破灭或者民间金融链条的断裂这么严重的情况，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说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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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斥巨资在城市之外去建立一个新城的战略，为什么一个是好战略一个是坏战略？

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于战略的执行能力有没有被纳入考虑。

大同和鄂尔多斯非常类似，都是靠煤炭起的家：大同煤矿、鄂尔多斯煤矿。我们先说大同。大同就是一个因煤而兴的城市。在古代曾经是是军事重镇，曾经是北魏王朝的首都。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建国以后，大同煤矿的挖掘，煤成了城市发展的支柱。这个东西有利也有弊。好处是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不用太担心。坏处是资源日渐衰竭之后经济发展就会失去支撑。而且由于在几十年煤产业发展过程中，大同的其他产业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发展。而且挖煤和燃煤给大同的空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污染，大量拉煤的车把大同的道路压得破破烂烂，大同的城市建设几十年没有任何改观，大量的棚户区。以前大同有很漂亮的城墙，经过历代战火破坏也已经破烂不堪。

真正到2008年耿彦波到大同的时候，大同的煤炭资源已经是日渐枯竭，可能只有十几年的开采期了。而且除了煤炭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像样的产业；城市破旧不堪；人民生活也很糟糕，空气污染非常严重。

面临这么一个状况的城市，他就一定要推动城市发展的转型，不转型不行了——再过十年煤炭没有了卖煤的怎么办？不要说卖煤了，就说今年这个煤炭价格大跌，整个山西省经济形势非常糟糕。所以当时进行经济转型你可以说是有远见的，也可以说是被逼的。

鄂尔多斯它也是新发掘了大量的煤矿，通过买煤有了钱，也想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两边都开始这么做。鄂尔多斯那边的领导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他是怎么执行这个事的。但是耿彦波这个人有非常丰富的城市改造经验。他一直在山西当官，以前在其他地方也当过市长当过副市长，做过大量城市建设、城市改造的工作，他非常明白这里面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他在制定大同城市发展战略的时候已经把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已经考虑进来了。怎么样通过正确的执行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心里也是有数的。要对这么一座千年古都，同时又是资源枯竭型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改造，非要下很大的决心，有非常强大的执行力才可能把战略推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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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大规模改造，首先要拆迁。

拆迁的问题怎么办？拆迁要投入大量资金，大同的财政是不是能够支持城市大规模改造，拆迁成本能不能够支付得起？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融资，钱从哪里来？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给你？贷了款之后怎么安排还？这一大盘棋要先考虑清楚，不能上来就蛮干。所以说耿彦波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呢在战略实施之前就已经基本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

首先拆迁成本的控制。

在大同的拆迁过程中，补偿的标准在全国并不是很高的，基本上就是1：1或或者1：1.1的比例。但是大同拆迁的推进比很多地方都要顺利，这就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和大量的时间。

大同的拆迁为什么能推进的顺利？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耿彦波这个人。他就是谁的面子都不给，一碗水端平。

在城市拆迁中，中国政府还是比较强势的，只要拆迁条件过得去，大部分的居民还是会同意的。但是每个地方都难免会有钉子户。钉子户有一些是弱势群体不甘心，补偿太少被迫反抗。但是在补偿标准比较合理的情况下，还有一些钉子户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他们是比较有背景有势力的人，往往是在政府里有什么关系，有比较高的官员支持他，他才敢闹。有这个关系了他才敢跟政府对抗，最后索取高额的拆迁补偿。

这种人数量可能很少，但是会起一个很坏的带头作用——普通的小老百姓本来是不想抵抗拆迁的，本来觉得条件也能接受，但是一看旁边这个谁谁谁是某某某领导亲戚，他就死活都不拆，而且要价高得离谱，为什么我要拆？干脆我也不拆，人多力量大，大家一块来抵制拆迁。

这就导致拆迁成本越抬越高，而且分配及不公平：真正愿意配合城市改造的人获得的补偿相对比较少，而那些有权有势有背景敢于闹敢于漫天要价的人获得的利益输送会非常多。这种情况下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和拆迁成本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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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当时能够做到的一点就是不徇私情——不管你有多大的来头、是什么背景的领导，一律按照统一标准拆。

这个拆迁招数是很多公开报道中大家提的比较少的。其实，拆迁招数就那么多，真正最关键的、决定你一个地方大规模城市改造能不能够顺利推进，很大程度就在于你能不能破除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这一条。

你真的把那些有背景的给拆了，普通老百姓大部分都是比较讲道理的，一看当官的房子你都敢拆，剩下的改造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耿彦波有这么一个故事，拆迁某个棚户区的时候，有一家特别有背景，背景是不是真的也不好说，他就说我是某某某领导的亲戚，当地的拆迁工作人员拆不动。

耿彦波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就带着那个市领导去了拆迁现场，指着市领导问：个人是不是你们家亲戚？！

那个市领导说：不是。

耿彦波就是：“不是那就拆！”于是就现场监督着把这个房子拆了。这个事情搞下来之后，整条街的拆迁就推行的非常顺利。这是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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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一方面要舍得花大价钱，但是也确实存在很多腐败的寻租的空间。许多政府官员跟承包商合谋报高价，修一条路，本来5000万就能修好，投入1亿，多出来的5000万各方面的关系就吃掉了，导致成本虚高。

如果说你修一条路本来5000万就能修好，但投了1个亿才修好，那么投进去的钱，路本身带来的经济回报可能它能偿还5000万的成本，但是它偿还不了1个亿的成本。这个拆迁力度就执行不下去。

耿彦波这个人真的是有很强的执行力，他基本上每天早晨5点起床，在各大建设工地，修路的修房子的……骑着破自行车，穿着一双破皮鞋，就在大同市各个工地转，就看施工有没有偷工减料，能不能达到质量标准。

有一次早晨他大概4、5点起来，就一个人自己就在路上转。大早晨路上也没有什么人，就只有一个清洁工，这个清洁工就过来说：“耿市长，我跟你反映个事。绿化栽树里面照理应该放土，树才能活。那天我看到这里填的时候不是放的土而是放了好多建筑垃圾。”

耿彦波听了之后，马上打电话把建筑单位的、负责城建的局长现场叫过来，让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挖开一看，真的就是建筑垃圾。当场就把某局长臭骂一顿：“还能不能干了？这个东西怎么回事？怎么能让这种人承包工程？马上给我整改！”

这种事情在大同的大街小巷传播得非常广泛，我们去大同街头跟很多居民聊，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跟我们讲上一段故事。包括早晨晨练的人说每天晨练都可以看到耿市长在街上走，在哪又检查出来这个地方材料不合格这个地方施工又没有达到标准……就是他亲力亲为，一点点监督。

耿彦波有个习惯，他很少在办公室办公，基本都是现场办公。有个市民给的评价很有意思，说他哪像一个市长，简直就像一个监工，各个工程都盯得死死的。这个就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在建设过程中节约了大量的成本。所以说他把拆迁的成本节约出来了，把建设过程当中贪污浪费的成本节约出来了，那么大量的投入才能够实实在在地建设起来真正有利于提升城市价值的东西。这是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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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他除了要当一个拆迁专家、城建专家，同时还必须要当一个规划专家，城市发展专家。必须要把新城建设各种因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非常到位。

我举一个很经典的对比的例子。御东新区的建设离大同的古城距离非常近，大约只有4-5公里的路程。新区建成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居民搬到新区居住，在产业没有搬过去之前，你还可以在老城上班。5公里嘛，开车20分钟，公交车30分钟肯定能到。这个交通时间就会非常便利。

新区刚刚建设起来，各项生活配套还不成熟的时候，也可以到新区居住，因为到老城购物上班都非常便利。慢慢地把人群转移出去。新区房子修得好，环境好，道路宽阔，人住的舒服。如果又能享受比较好的生活配套又不影响工作，那么大家还是愿意去的。

慢慢地新区等各项配套起来了，医院学校都搬过去了，产业就业也过去了，新区才慢慢成型。因为我们建设一个城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说你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生活配套、所有的就业全部都在新区一下子配套好了。所以呢建设新区应该离老城区近一点，这个是前人有很多经验的。

苏州工业园当时在选址的时候是跟新加坡联合做开发。新加坡比较有经验，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离老城区比较远大概20公里的地区，土地好、平整、开发成本低，但是最后新加坡人选的是离苏州老城区非常近的一块大概2公里距离的地方来搞苏州工业园，为了什么？也是出于这个考虑——我的工业园区将来十年二十年长远发展，但是短期要起步，如果没有一系列城镇化的生活配套，产业和人是不愿意住到园区来的。所以他选择离老城区比较近的地方来起步进行滚动开发，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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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离主城区多远呢？25公里。

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距离，也就意味着你在新城住就没办法在老城上班。这就导致新城和老城的割裂。你新城虽然修得漂亮但生活的基础配套搞不定啊，买包烟、买瓶水去哪买啊？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这个新城建起来之后，政府一方面想把办公地点搬过去，但是公务员也不太愿意在那边上班：因为我在那边上班我还得住在老城区，老城区生活方便嘛。新城修了很多房子也卖出去了，但是买房子的人也不愿意到新区去居住，因为我上班还在老城，上班问题没法解决。

最后导致城市大量的设施和住房长期空置，人气聚不起来，一些很小的生活服务比如路边小摊买包烟买瓶水这个就没法起来，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你规划出来的，你规划不出来。最小的、细微的、毛细血管一样的生活服务你规划不出来。只有人气聚集起来之后它才会自己慢慢发展起来。所以把这些东西忽略了之后，康巴什新城发展的不好，它就不是一个生产生活的新城，而成了一个资金炒作房地产的这么一个地方。而大同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

除此以外，耿彦波的大同开发，还包括了产业的培育等等这些细节的东西。我们这一集就不去细讲了。总的来说：同样一个战略，你在制定的时候就必须要把执行当中的各种困难考量进去，然后看有没有这个执行能力去实现它。如果你执行能力不足，一个看上去很好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一个错误的战略。所以耿彦波在大同能够取得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成绩，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有执行力。他在制定之前就已经下定决心，这个是就要玩命执行到底，充分估计好困难，而且我能做得到。

我们在大同的时候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就说他以前在榆次还是太原也是搞拆迁建设，得罪了当地的人，结果就被当地的黑社会给打了一顿，还把腿给打瘸了。所以他就是拖着一条瘸腿来到大同的。刚开始进行大拆大建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一条腿是留给太原了（或者是留给榆次了）。还有一条腿就是留给大同的。这个魄力来做这个是，谁要想阻止他，背后搞点灰色收入，他坚决不允许。

在大同的4-5年期间基本上做到了每天4点起床，大部分时间就是早上4-5点，自己骑个自行车，各个建筑工地一个一个跑、一个一个监督。把这些事情做到位了，他的战略才推动的起来。

他把大同的城市规划、产业规划、城市建设都抓得非常好之后，这个时候他去要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很多人相信他，大同建得不错，实地考察道路、医院、各项基础设施都是实打实的。别人花10块钱建起来的东西你花7块钱就能捡起来，质量还好。所以说借钱给大同，大家认为风险是比较小的，资产抵押相对来说比较可靠。所以很多金融机构就更愿意借钱给耿彦波、借钱给大同搞建设。所以他负了大量的债务，但是最后把一个全新的大同真正建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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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很多争议，认为大同还不起这些债务。

实际上我们分析，应该是问题不太大。因为大同一年财政收入100多亿，负债相对财政收入还是可以承受的，而且通过大量的投资形成了比较好的资产，有了资产将来慢慢就有现金流回流。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同的云冈石窟投了17亿来建设，现在负债14亿。听上去很可怕的数字。但是原来云冈比较破破烂烂的，经过耿彦波的建设现在弄得很漂亮，把大同旅游业也带上去了。随着大同旅游业发展、云冈石窟门票收入提高，现在云冈石窟扣除成本之后大概每年给大同市政府带来1个亿的收入，而且还在快速增长。负债14亿，每年带来1亿的现金回流，这个债务问题应该并不值得害怕。虽然数目比较惊人，是每年财政收入的14倍，但是有这些基础设施的资产在，有这么一个景区建设起来了，每年一个亿。而且将来北京到大同高铁开通了之后，游客数量一定会暴增。相对于它的门票收入来说，14亿并不是一个不可承受的债务压力。

应该说耿彦波在大同的几年累计投入1000亿，一个年财政收入100亿的城市5年之内投了1000亿，是投的非常多甚至过多。但是如果考虑到大同在耿彦波来之前好几十年的发展基本陷于停滞，城市建设基本停滞完全依靠煤炭产业这么一个现状。这1000亿带有弥补以前的历史欠账的味道在里面。这个投入基本上还是可以承受的。目前来看大同也没有出现还不起钱的债务危机。

只能说他出现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可能也是耿彦波当时制定战略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就是他被调离大同了。当时他自己是想留下来我的战略要实施好可能要8-10年。我在大同干两届市长就能把这个事情干好。去年换届的时候，新闻里说已经播出来说耿彦波留下来再干一届或者升任市委书记。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了几天突然间这个任命就被收回了，把他调到太原去当市长。耿彦波自己也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大家来送他的时候，他泪流满面，说我这个事情还没做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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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他对执行能力没有考虑的非常周全的一个后果——你在一个地方真的能干满八年十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事先没想好就来执行一个需要十年才能完成的战略，就有点欠考虑。

他走了以后大同的城市建设节奏就严重放缓了。有很多原来搞建设或者给大同借钱的机构是认人的。耿彦波在呢，我们比较有信心，耿彦波走了这个事能不能搞下来、原来的工程能不能修得跟以前一样质量这么好投入这么少？就有疑虑了。

这确实就给耿彦波的继任者带来一定压力——因为原来有这么一个高的标杆竖着呢，才发生大同市民不愿意让耿彦波走、走了之后还强烈要求他回来的情况。虽然说现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放缓了，但我们去实际考察大同是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来说还是正常的。御东新区的发展和产业发展产业升级已经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轨道上去，短期来看或者中期来看也不会出现债务还不起的情况，充其量也就是节奏放缓的结果。

而耿彦波干了几年给大同带来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面描写的情况：就是说在耿彦波来之前，大同市污染严重，城市建设长期落后，经济发展过度依靠煤炭产业。当时形容大同的城建叫做“雨天水泥路，晴天扬灰路，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风基本无人夸”。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

耿彦波走的时候，当地市民就有一句话叫做“改革开放四十年，不如耿市长来大同四年”。他为大同的变革确实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这就是一个制定一个正确的战略并且强有力地执行所能够给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就是具有这么巨大的威力。

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播出一段短片的集影，我们在大同现场拍和走访居民，实际调查的剪辑，来看看大同的巨大变化。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正确的战略，一个充分考虑到它执行难度并且以强有力的意志来真正把它执行下去所能带来的巨大的威力。

我们这一期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奔跑的李梦龙

楼主辛苦了
不管怎样
顶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