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山西 你的未来路在何方？作为资源型地区能否实现自己的『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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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决定未来，不务实，就知道拍电视干说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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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 矿城转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9Hb-EONnIg0/
引子
     城市被誉为社会财富、人类文化的容器，是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中心。城，所以盛民也；市，买卖之所也。一个能聚集人口的城池和一个买卖交易的场所，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最初的城市。
     公元2010年，当世界各地的城市绚烂如花绽放在汇聚人类文明之梦的世界博览会，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尽其所能演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时，一个理念成为人类的共识：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的未来就是地球的未来。
      而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勃发，诞生了一种特殊的城市样式——资源型城市。它们被称为煤城、油城、钢城、锡城，人们因资源开发而聚集，因资源繁荣而满足，但最终却又因资源枯竭而离去。每一座资源城市都会面临资源耗尽的一天，就像燃烧着的蜡烛，明亮的火光终将会变得暗淡甚至熄灭。那么，资源型城市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在围绕着资源近乎宿命般地漫长的博弈和抗衡中，这些城市的突围之路又在何方呢？
本集的主题——矿城转型

      每一本描述石油开发历史的书，都无法绕过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打出第一口油井，喷涌而出的石油，使这座古老而落后的农业城市，崛起为现代化的城市。当时，这里的石油产量几乎占到了世界石油产量的一半，巴库因此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然而经过上百年的大规模开采，到二十世纪末，这里的石油资源面临枯竭，收入锐减，城市的发展陷入困境，大量的人口离开巴库。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07年的4月，国际奥委会收到了来自巴库的申请——竞争2016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虽然巴库最终未能如愿，但还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巴库的死而复生靠的是什么呢？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沈镭：“2000年、2001年、2002年国际资本在巴库周边继续石油勘探，结果找到大量的石油资源，这样巴库就复苏了。特别近几年石油的开采，就走向非常繁荣的景象，产业于是复苏了。这是巴库非常典型的案例。”石油——又是石油，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资源型城市，却没有巴库这样两次中得头彩的幸运。在中国像巴库这样以矿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被称为“矿城”，全国共有154座，占城市总数的近四分之一。矿业资源的开发造就了这些璀璨夺目的矿业城市，但矿产资源必然会枯竭的宿命又给这些城市蒙上了阴影。
    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所中心对外经济研究处 处长高剑峰：“矿业城市是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早产儿。很短时间内，在政府计划经济推动下、主导安排下，大量资金、人力汇聚到资源地；在很短时间内，这些城市就被动地、突发式地催生出来。这些早产儿在出生以后，就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市政建设不配套、公共服务职能不健全、布局不合理、矿城交织、污染严重等好多问题。”城市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缓慢演进而成的。健康的城市在它形成中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逐渐具备了健全的区域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而在新中国前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这些资源型城市却没有这么完整的孕育过程。客观上说，这些在特定形式下建立起来的另类城市，对缩短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积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时间在书写历史的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把历史的局限无情地揭开。甘肃省玉门市——一个曾被比作中国巴库的城市，上世纪五十年代，无数【王进喜】式的建设者，在这个风吹石头跑的荒山上，用人拉肩扛的方式建设起这座石油城。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抽水机式的开采，玉门的资源日趋枯竭。进入21世纪，这座承载了太多艰辛和荣誉的城市，最终被玉门人放弃了——城市人口从十一万锐减到二万，经济总量骤然下降，空置的房屋被成片拆毁，昔日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的辉煌就此定格在废弃的井架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孟延春：“玉门这个城市，它的矿业产业——对外供应消费市场，主要向我们国家东部，比方像上海这样的地区；同时它进行生产的设备，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老工业基地，来自于东北地区。这样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它没有形成本地的多元化的产业，所以随着资源的枯竭，这个城市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生命力，就出现了矿竭城衰的现象。”打开中国的地图，随处可以看到煤半城、铜半城、铁半城这样似乎头戴光环的城市。计划体制下严重的资源偏向，一度使这种离城建厂、自成一体的大型资源性企业遍布全国，然而它们的铜墙铁壁如同异物嵌入到城市的肌体里，使得城市不得不好用数十年的努力，进行艰难的消化和融合。
    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复明：“1978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马丘比丘宪章》，这是一部人类关于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的宣言。这份文件规定，在城市化急速发展的过程中，要更加有效地利用人力、土地和其他资源，要更加注重城市和区域的关系的协调，以期实现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共进。非常遗憾的是，多数资源型城市和工矿城市违背了城市化发展的这一基本准则，城市的工矿职能过于强盛，而城市的基本职能过于依赖工矿职能，发育严重不全。”
    富家滩——山西省灵石县一个曾因产煤富甲一方的小镇，五千名矿工两万多家属，一度使这里热闹非凡。但就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座开采百年的老矿枯竭报废，富家滩也随之变成了一座孤城。富家滩矿退休职工 周喜顺：“赶到下午四点多，这街上就没人了，晚上更是没人了。”富家滩矿退休职工 白春光：“孩子们都走了——在这里不能上学，谁家都是就剩下这些老头、老太太了。”如今这座废弃的煤炭转运站，在夕阳下静静伫立，如同一座矿竭城衰的纪念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孟延春：“矿业城市产生之初，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单一，单一就造成了问题：一个就是说它可能会很大，另外一个可能很脆弱。一旦出问题就被摧毁了，它的支柱一倒了。没有其他的（产业）给它来做支撑。”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据说美国人之所以把纽约昵称为大苹果，就是因为它是个可以赚大钱、容易养家糊口的好地方。然而伴随着资源型经济剧烈的周期波动和资源的逐步枯竭，资源型城市的社会性弊端渐次显现，就业往往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中率先浮出水面的头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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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阜新是闻名全国的煤城，六十年间，这个用电镐不断掘进的城市，累计为国家贡献原煤七亿吨，阜新也由此被誉为共和国的发动机。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大规模的开采，让阜新的煤炭资源迅速枯竭。2000年前后，在八十万人口的阜新，下岗失业职工竞达15.6万人之多；城市四分之一的人口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其中大部分是矿工家庭。阜新该怎么办？
阜新放弃煤炭中心的传统思维 实现经济转型

http://v.ifeng.com/news/finance/ ... -d0004b4411a0.shtml
     辽宁省阜新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矿山枯竭以后可以关闭，但是矿工很难转移，特别是在中国，每一个（工矿）城市发展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它有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等等。要想实现一个产业，整体迁移不现实。随着资源枯竭以后，阜新大量职工下岗，城乡居民生活困难，城市经济结构单一，这些问题越来越突出。”1988年，辽宁阜新的小伙子郭军，从部队专业回来，成为当地国有新邱煤矿的正式职工。在当时这是份难得的好工作，更令人羡慕的是，郭军的父母、哥哥、妹妹——一家两代人全都在这个大型国有煤矿上班。郭军大哥 郭华：“1992年的时候，我们哥仨都是新邱露天矿的。面临倒闭破产，我们哥仨怎么整呢？”辽宁省阜新市原新邱煤矿矿工 郭军：“寻思给人家打工去，打工去吧我就有点抹不开面子了，说良心话抹不开面子。”郭军妹妹 郭翠萍：“不少活也干过，你像这卖菜了、卖服装了，也没少干过这买卖，完了也没稳定，干干也不想干了。寻思着在单位干得挺好的，一下下了岗，在这方面干的不平衡似的，然后，干哪个也没干长。”2002年，郭军跟破产的新邱煤矿算断了工龄，和妹妹及其他工友一起来到城郊，在政府扶持下开始种香菇。向现代化农业转型解决了阜新劳动力就业的难题，但是从农业地区变成工矿城市的阜新，在资源枯竭之后，不得不再度向农业转身，毕竟流露出与人类城市化的进程相悖的几分尴尬和无奈。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魏后凯：“我们可以看出来，阜新它由于新的接替产业没有，它采取了一种短期的、临时性的、不可持续的一种，而且这种与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律不一致的、由工业转向农业的这么一种劳动力转移的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只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的措施，是不可持续的。”
    资源城市的速生与产业结构的单一，正如速生且树种单一的人工林。森林不仅仅是一棵棵树，还是一个通过漫长演进形成的生态系统。像森林一样，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纯粹的人工林树种过于单一、生态系统构成过于简单，遇到严重自然扰动，就会遭受沉重的打击。速生的资源城市，难道真要像速生的人工林一样，在脆弱中等待危机？它们如何在成长中及早补起短板？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 叶裕民：“城市应该是作为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它又类同于维持一个原始森林的生态系统去发展、去延续、去稳定相类似的条件。比如说需要参天大树来支撑，这个参天大树是什么——就是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它需要有茂密的灌木丛和小草，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代服务业和大量的中小企业集群来为主导产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还需要有丰厚的土壤，土壤是什么，就是我们健全的制度架构和高素质的每天充满愉悦的、富有积极心态的我们的民众。这样构成一个很好的经济与社会的循环。我们的资源型城市由于它太速生了，我们没有培育我们的灌木丛和肥厚的土壤，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后主导产业也就是大的乔木，由于缺乏营养而显得乏力了。”
    城市可以因市而兴、因水而兴，当然也可以因矿而兴，关键在于，在发展的挑战面前，它必须表现出自己的智慧；在对抗宿命中，找到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再生之路。城市是居住、工作、休憩和交通四大活动的集合体，是与周围地区协调发展的整体，这是七十多年前，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的《雅典宪章》的基本精神。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孟延春：“城市的本质包括集聚、创新、流动这样的一些要素。集聚是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基础，创新是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流动是它城市发展的一个活力。”
    就在辽宁阜新的煤矿陆续出现资源枯竭而报废的时候，1989年，一座大型露天煤矿的开发，又让一座新兴的城市横空出世，它就是山西的朔州。正是这块土地上的平朔煤矿，从阜新海州矿的头上夺走了亚洲最大露天煤矿的桂冠。然而这座在县城基础上、因矿速生的城市、产业结构单一、文化医疗教育等各种功能都极不完善，一度被称为悬空城。就连孩子上学，都是一件极困难的事。山西省朔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志惠：“我们刚到朔州的时候，虽然叫做市，感觉就像县级水平。我们孩子上学、上幼儿园都很困难。市里面就有一所正规的幼儿园，大家都想上，因为都年轻嘛！孩子都差不多大，三个孩子睡两张床。”
    为了将这座空壳城市做实，朔州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拉开了城市建设的框架，补起功能缺失的短板。拔地而起的大医院、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大型商贸物流中心都在向人们展示着一个更加健全和富有活力的现代城市。投资数十亿新建的三所大学，将容纳两万多学子。这个煤炭还能挖几百年的城市，在她二十岁时，就在为自己的未来发展预存能量。山西省朔州市市委书记 田喜荣：“科技力量强了，也可能将来就不在乎挖煤不挖煤了，所以我们的思路想通过办教育、办大学。在能源产业发展比较好的时期，筹集一部分资金，为将来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做一点准备。”
    西方关于城市设计的一个流行说法是：一个蹩脚的医生，可以使生命长眠地下；一个蹩脚的设计师，却让遗憾长留人间。如果我们按照开发时序，把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分为置换转型、并行转型和规避转型三种模式的话，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中前期及早补课，未雨绸缪地进行规避型转型，是发展成本最低的一种选择。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源型城市，朔州在没有进入资源开发鼎盛期的时候，就开始为城市未来的转型进行战略设计。通过完善城市功能，规避阜新的命运，尝试着实现由矿到城的蝶变。
    这是2001年，贾樟柯以大同矿区为背景，拍摄的电影《任逍遥》的片段。描写的是矿井枯竭后，失业工人子弟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和对未来的迷茫心态。两汉要塞，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厚重的文化积淀成就了大同这个塞外古都、大佛名城的昨日辉煌。然而当煤炭成为工业的粮食之后，对这种地下宝藏的大规模开采抑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活力。当这座享有世界文化遗产盛誉的大佛被蒙上煤尘的时候，煤都的思维早已使大同脱离了晋冀蒙交界地带商贸中心城市的历史轨迹。在资源型城市的发展轨道中，走了半个多世纪。
   
    山西省大同市市长 耿彦波：“根据世界普遍的经验来看，凡是有资源，单纯依靠资源发展的城市或者国家，它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发展不是持续性的，在大同，我们看到地下的煤，却忽略了地上的文化。大同的高贵的价值，应该是它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昨天的辉煌，也是今天的财富，更是明天的希望，往往忽略了这个东西，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回过头来看，我们发展的指导思想，还是曾经发生过一些偏移。”
改造前大同棚户区

     大同选择了转舵，它已不再甘心于一个单纯的采煤平台，正在修正着一度偏离的航线，重新回到山西北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轨道上来；回归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的发展定位上来，力争成为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旅游中心、文化中心和物流中心。中心意味着辐射、中心意味着带动。分布在大同城郊的特色经济园区，成为城市与腹地之间的经济纽带。区域承载着城市，城市依托于区域，能否拥有一个具有活力的宽阔发展腹地，能否推进矿城与区域的融合发展，成了像大同这样具有区域中心功能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一个方向。
    城市是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任何一种功能的缺失都会影响城市肌体的健康发展。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世界已经有百年的艰难探索。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石油之城休斯顿，面临石油开采滑坡的局面，但此前休斯顿就大力拓展石油产业链，形成了强大的石化产业集群，城市发展并没有因此减速。随着美国宇航中心在这里设立，更是带来了产业的多元化发展，休斯顿逐步从油城演化成高科技的宇航工业城和综合性城市。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钢城匹兹堡陷入资源枯竭的衰退。在城市复兴运动中，匹兹堡通过减少煤烟法令等措施，强力治理环境。告别了大工业的发展之路，靠良好环境吸引来的一大批IT业生物工程等中小企业成为城市经济增长新的引擎。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煤城多特蒙德，在廉价石油冲击下，不得不放弃采煤，转而大力扶持贸易金融等产业，与周围地区融合发展，从煤铁之都发展成为威斯特法伦地区服务业与商贸业的中心。英国煤港卡迪谷，曾是世界最大的原煤输出港口城市，随着附近地区煤炭产量的下降及国际需求减少，成为被遗弃的码头。1987年英国政府成立开发公司，对被遗弃的港区进行全方位改造，将这座港口打造成为水陆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的旅游中心，成为创新城市的再生样板。
    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 叶裕民：“国际上有很多转型成功的案例，我想共同遵循的起码有这么三点：第一个重新选择主导产业。一定要有全新的主导产业，来替代原有的主导产业，而这个主导产业选择的基本原则是立足当下，去选择技术最前沿的市场空间最大的产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围绕主导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大量做培训、做教育，这是所有城市成功的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第三个就是几乎所有政府都为自己的城市做了非常好的前沿的规划，考虑非常全面周到，为城市提供大量的公共建筑公共场所，这种公共场所特别是文化性，这样人们受熏陶的能力自然就强了，他向往创新、向往进步。人的心态的转变是城市转型发展的根本。”
    无论是巴库、休斯顿、匹兹堡、多特蒙德，还是中国的玉门、阜新，山西的大同、朔州，人文、生态、多元、创新几乎成为当今转型发展共同的主题词。资源型城市的关键在于能否依托资源财富积累，建立起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能否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转型发展路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自人类创造了城市以来，城市演替转型就从未停息。城市的主导功能是不断发展变异，正是在主导功能的变异和更迭中，城市才得以进化和发展、才彰显生命的活力。发展中转型、转型中发展的双重使命，同时落在了资源型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肩头。在过渡资源依赖的藩篱中突围，在过于偏重的工矿职能中转身，承载着城市转型梦想的旅程——正在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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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 绿色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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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一部名为《2012》的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在这部电影中洪水、地震、海啸、飓风、岩浆巨大的自然力量野性迸发，把人类的文明碾得粉碎，直到地球的幸存者，重新回到非洲之地。也许，这个杞人忧天的灾难故事会被人们很快忘记，然而工业发展与环境生态的博弈，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管工业化的车轮前进的多远，人类对生命家园的换色记忆从未被淡漠。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像蒸汽机一样喷发出冲天的气势，在煤烟缭绕的英国，有识之士对于空气质量的责难和追问，顽强的出现在《泰晤士报》专栏中；20世纪，农药对粮食居功至伟，PPT对于小小知更鸟的伤害似乎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些花鸟鱼虫的命运，所引发的思想洞见，使美国学者蕾切尔·卡尔逊的声音穿透了世纪的长河，唤起了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21世纪，一场以低碳经济为主题的绿色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从长远来看，环境政策将主宰一切政策，环境问题将成为世界上最关键的问题，几年以后它会成为一切经济问题的中心。

    汾河，山西的母亲河，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依汾河而居的灵石县两渡镇冷泉村，是汉代以前就形成的一个古老村落。唐朝诗人李商隐曾这样描述他在冷泉古堡看到的汾河“介山当骚秀，汾水绕关斜”那时的汾河碧波荡漾，滋润着两岸众生，是一条流淌着诗意的文明走廊。  
   （冷泉村村委书记——武国元）“从我们小的时候，那边有渡船，那时候桃花红、杏花白、绿柳两成行，我小时候放过羊，当时在赶羊群饮水的时候河水是清清的，里面不断的有鱼出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伴随煤炭开采和水资源开发，曾经帆桅穿梭的汾河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与清流。
   “河水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小了，就是因为这两年采矿把地下水，有了地质灾害以后，水都流到裂缝里面去了，水进不了汾河。再加上这十几年来煤炭企业形式比较好，带来一些洗煤厂，这些洗煤厂把好水用于洗煤，流出来的就是坏水，坏水就是黑水。”
   
    在半个多世纪前，莱茵河也近乎有着同样的经历。莱茵河，发源于瑞士山区流经奥地利，德国等数个欧洲国家，一半以上流域在德国境内。二战结束后，蕴藏着德国近八成煤炭资源的鲁尔区，成为德国战后重建的“动力工厂”。大批能源、化工、冶炼企业同时向莱茵河索取工业用水，又将大量废水排入河内，河水水质急剧恶化，有的河段鱼类完全消失，周边生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昔日美丽的莱茵河，被冠之以“欧洲下水道”的恶名。
    20世纪的最后20年，山西的汾河似乎复制了莱茵河当年的命运，汾河流经山西三十四个县（市）沿岸煤炭、焦化、造纸、化工等高污染企业上万家，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日复一日直接排放进汾河，这个哺育山西近一半人口的母亲河，几乎全河段都为劣五类水质，有的河段又黑又臭早已失去了灌溉的功能。2004年，山西省环境科学院曾对煤炭开采给山西带来的环境生态影响和经济损失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山西省环境科学院  党晋华）“当时测算的是1978年到2003年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测算煤炭开采造成的直接的经济损失，大概是4000亿左右，这也是相当可观的数字，间接地损失实际上估计可能更大。”
    事实上，很多时候环境和生态的代价，是无法用具体数字来折算的，上世纪50年代，饱受水污染之苦的莱茵河沿岸，掀起了欧洲环保使上最伟大的河流治理行动。在环保立法，控制污水排放的基础上，80年代沿岸各国共同启动了河流生态修复计划，投入数百亿美元，运用生态工程技术，力图唤回莱茵河自然健康的生命。1995年，计划提前实现，莱茵河及其支流中的很多鱼类已经能够自然洄游并繁殖。有效的制度设计、法律保障下的执行力和跨区域协调，正是莱茵河成功治理的关键，莱茵河现在很干净，干净的可以直接饮用没有危险。如今仍有一个12人组成的跨国协调管路小组，负责着莱茵河水质的监测和维护，依然是繁忙的航线，依然是克虏伯等大型企业的工业水源地。莱茵河却美景如斯，清澈如初，犹如一条蓝色飘带轻拂过欧洲大陆。
    在大洋彼岸的山西，2007年也在酝酿一件治水的大事，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邀集各方专家为母亲河治理，出谋划策，集体会诊。汾河生态环境修护与保护的大型工程拉开序幕。
   （山西省水利厅厅长 潘军峰）"汾河的生态修复，包括汾河渭水复流、泾水复流是生态修复的标志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它的意义就是我们要保证汾河河里有水，地表有水，3年时间，山西省安排上百亿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基金，用于跨区域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汾河两岸污染企业陆续关停，大规模生态过程相继兴建，政治河岸，疏浚河道，归还生态用水。让干涸的母亲河清水复流，再现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美景。

    煤炭的高强度开发给水带来了困扰，也给空气带来了麻烦，在以煤炭为工业食粮的工业化早期，浓烟滚滚几乎是工业化先行地区的标志，伦敦大雾弥漫、鲁尔区烟囱林立。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由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每年高达数千万吨，大气污染成为资源型地区，最为严峻的环境挑战。大洋彼岸的匹兹堡是美国东北部老工业基地，“绣带”中的重镇，著名的钢铁之都，由三条河流交汇于此，四百多座桥梁架设在河上，为他赢得了“金三角”和“桥城”的美誉。然而，二十世纪初，这里钢炉丛集，浓烟漫天空气中微粒浓度严重超标，有时候白天也需要路灯提供照明，由于严重大气污染，这座“钢城”一度被称为“人间炼狱”。
    “我记得人们来到匹兹堡的时候常问这是什么味。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根本没什么，因为我们早就习惯了，我爷爷回答更妙他说那是钱的味道。因为要想一份工作，要保证城市运转的话，我们就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匹兹堡的摘帽行动，是从二战结束后开始的，第一次复兴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城市环境标准提高，大量钢铁厂被要求外迁，匹兹堡开始改变“烟城”形象，第二次复兴始于70年代，大量钢铁厂关闭裁员，匹兹堡更加重视文化及社区建设。上世纪80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第三次复兴，匹兹堡的经济基础转向第三产业，和以机器人制造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如今它以是全美绿化率最高，高尔夫球场最多，最宜居城市，连续十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美最清洁的城市。在发达国家，煤炭已经退出了能源的主要地位，石油、天然气、核电这些优质能源占能源消费的2/3，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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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70%的能源仍然来自这个天生就带着很多硫份、灰分及其他有害杂质的传统化石能源。我国每年耗用的煤炭接近世界的四成，而其中近1/4的煤炭又来自山西，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中，山西就像一艘豪华油轮的底层机房一样以高强度的输出，强力推进着“世界工厂”的前行，21世纪的大门刚刚开启之际，山西接到的“世纪礼物”是数个城市一度被评为全球最污染的城市，这就意味着治污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职责使命，痛下很手。
    “所有的车辆，所有的人员全部撤离开始起爆”这是临汾市龙子祠水源地的金尧、全盛两大焦化厂，在治理污染企业的环保风暴中化为灰烬。
     这是阳曲县的黄寨焦化厂，一声巨响，两根60米高的大烟囱顷刻变成了废墟。在漫天浓烟中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当地经济肯定要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对这种污染的、给人民群众造成危害的或者对环境有影响的、影响人民生存权益和环境权益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山西省环保厅厅长 刘向东）
   
     每一个烟囱后面都是真金白银。烟囱倒掉，演绎的山西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毅然摒弃是应对资源、环境挑战的严肃选择。
     制度设计加技术手段，成为解决污染问题的两道大闸，这是山西在全国第一家建成的，污染源在线监控技术，凭借准确、实时污染源监测数据，对企业的排污行为，实时报警和远程断电。
     （罗克佳华工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玮）“目前来说，我们来从事的技术就是来获取真实的数据，通过我们现场的这种物联网的模式，就是把真实的数据，通过电子芯片的技术采集上来，本身机理是有的，产生污染的原因也有，过程也有，同时结果也有，这时候我们控制污染过程。”
     忍一时之痛，扫去历史的浮尘，也许能唤回往日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面对结构性痼疾，只有标本兼治、刮骨疗伤，才能换回生态文明的自由天空。
     这些不是煤，是一种采煤的伴生物，煤矸石，含碳量低，坚如岩石。在山西每采十吨煤，就会有1.5炖的煤矸石相伴生。日积月累、堆积成山严重污染了土壤和地下水。矸山一旦自燃，烟云闭日，在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专门的部门日复一日地，把这些矸石拉到待处理的地点。
     “我们黑夜瞌睡的时候，上夜班的时候就把这个音响放大点，放大声音唱，就不瞌睡了。”赵锦是一名矿工的儿子，在阳煤集团的排矸队当司机。“我们一个车一天最少能跑三十多趟，都是满满的，不停的跑，跑三十多趟，上夜班的时候比白天还多，反正感觉拉不完，有时候我也想，这坑地下到底是挖煤呢还是挖矸石呢，到底出了多少煤，出了这么多矸石，拉也拉不完。我父亲以前，在二矿上班，主要是在这一块，全是他们那一代挖煤，产生的煤矸石，堆放到这。”
    （赵锦的父亲  赵如云）“我们这一代人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有害，现在已经意识到了。”
    古印度格言说：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想子孙的借款。今天，当我们在辛勤的偿还父辈们欠下的生态债时，是否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又给后代留下多少生态债呢。
     （赵锦）“倒完今天，明天没有矸石多好，哪怕我们失业了也算，不要有这么多矸石。”
     
    生态的破坏，还远不止于那些连绵的矸石山，煤炭开采引起的采空塌陷面积，累积超过70万公顷，相关损失达到500亿元，在沉陷区治理，土壤植被恢复的处置上，发达国家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澳大利亚严格环境立法，将生态修复成本，全部纳入企业生产成本，矿区生态修复费用，达到开采成本的四分之一。同时，对生态修复的全过程，有着外科手术般的精细，他们在购买开发权之后，对矿区中生物多样性中心严格保护，留置不采，留待日后作为生态修护的物种扩散源地。
   （原山西省环保厅 巡视员）“我们去参观的是一个露天开采的铝土矿，开采的时候分别根据当地，植被的情况，把乔木、灌木还有青草都做了登记，在一步就是把土壤要分别地、分块地进行剥离，剥离以后放到其他地方堆放起来，矿山矿石开采完了以后，要按照原的地形地貌进行恢复，除了植被恢复以外，对动物、昆虫也要进行修复”。
   （澳大利亚蓝龙煤矿管理培训咨询公司  首席执行官克里·蓝龙） “这些表层的土壤被精心呵护，这部分土壤比金子还重要，因为上面有一些微生物、有机物，都在里面保留，所以说很多的资金都投入在保护表层土壤上面。来确保当煤矿五年开采完了之后，这部分土壤之后还是有生命的。”
    煤炭产业生态化的出路，在于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更在于低碳绿色发展催生出来的巨大的市场激励，仅仅几十年的功夫，环保生态已然从先驱者的洞见，升华为全球共识，环境生态治理从一项社会事业，发展成为可以带来可观经济利益的庞大产业，循环经济的理念和技术，为绿色产业体系的构建，为黑色向绿色的蜕变提供了路径。这也许是资源性地区，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之一。
    经济学界有个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一个国家环境质量，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轨迹，形状就像黄土高原的窑洞。就是说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是不可能避免的，却可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改善。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 首席科学家  牛文元）“世界银行的一个数字，说，美国人均GDP在11000美元的时候，日本是在8000美元的时候，绕过了他们的顶点，进入到生态环境开始变好的右侧，中国现在3000美元，我们要在管路、体制、手段、技术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尽快的压低倒U顶点的高度，这样子我们才真正能够，尽快实现生态环境可以变优，发展的效果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状况。”

    2006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名为《中国需要一只绿猫》的文章，在认真研究考察了中国的现状后，弗里德曼敏锐的意识到了，中国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曾经说过，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今天也许我们更需要一只绿猫，能抓住老鼠的“绿猫”。绿色的转身，似乎已经不仅仅是资源型地区的独特使命，成成为全球对于中国的殷切期待。
    绿色转型，意味着一种资源的开发模式规避和选择。位于太岳山深处的沁源县是山西三大主焦煤基地县，难能可贵的是，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并没有严重地扰动当地良好的森林生态，流过全境的沁河清澈如初，黑与绿的和谐，让这个县拥有了山川秀美的底色。
    绿色转型，意味着一种矿业开采的技术路线，2009年针对陕北地区，煤炭资源特殊的赋存条件，陕西省提出了近期“保水采煤”，远期“煤水双采”总体要求，并在实践中得到成功应用。山东济宁市太平煤矿、利用河沙、粉煤灰。专用胶结料和水配置成膏状料浆，通过管道输送充填采空区，采用这种充填式开采技术，可实现采煤后土地不塌陷，村庄不搬迁，减少矿区环境衰退和生态破换。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  武强）“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方面，提出一个叫煤水双采的资源型矿井建设，总的来说我们国家矿井水的利用率偏低，基本在10%-15%左右，把矿井水，资源化和采矿过程中煤水作为双资源来开发。”
    绿色转型，意味着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生态建设之路，山西是一个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决定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生态建设，让支离破碎、满目丘壑的黄土地，披上绿装。等不来、靠不来绿色发展的成绩，是要用重重清水的事实说话的。
   （长治市市委书记 杜善学）“在生态环境建设这个问题上，我觉的核心的两个方面，一是理念，一个是财力的分配，如果这两个东西能够结合的好一点，可能我们的转型发展，朝着生态的目标就走的更快一点，群众社会层面面对生态观念的提升，以及对生态建设的要求，这个趋势是谁也挡不住的。”
    绿色转型，更意味着一种发展模式的制度性安排，创新是生命，标准是价值，要按照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要求制定绿色标准，并转化为地方立法，运用法律和制度的力量，规范开发行为，是绿色升华为转型发展的亮丽底色。
   （太原市市长 张兵生）绿色标准，制定标准是规范人们，要走循环 经济的技术路线，要走低碳经济的技术路线，转型发展、生态发展、绿色发展，凝聚在绿色百强企业的培育和发展上，我们有绿色标准，有绿色高压线，不符合条件的不行，在赚钱也不行。”
    在人类心灵的深处，自利的动力和对自然之美迷恋同样的深刻而炽烈，绿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山西作为一个资源大省的发展转型，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我们有理由预言，绿色转型是资源型经济规避资源陷阱，远离资源诅咒的根本途径，资源型经济，更深刻、更精彩、更华丽的绿色转身，正在坚定地向我们走来。

Real.Jorwe

很不错，楼主有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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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6# Real.Jorwe

您的支持就是我发帖最大的动力，只希望让更多朋友能够看到！或许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却不应放弃对这方土地未来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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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代价

我们的矿山兄弟

年轻的身影前赴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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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8# 北城无发展

兄台在为谁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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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0# 新阿豆

也不能这么说，转型之路任重道远，不是三五年能够解决的事。个人认为前任袁纯清是下了功夫、比较了解山西实情的，山西塌方式腐败、当官的都为私欲丧心病狂，谁会考虑山西的未来！单凭一人之力，即使神人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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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 创新驱动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cegRRGfmZw/

引言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冲破旧的的发展模式，奋力创新前行的创作史。19世纪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大口吞噬着各种自然资源，推动着众多的资源富集地区走上依赖资源创富的道路，但这是一条看似铺满鲜花，实则陷阱处处的道路。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资源创富的三种命运：面对资源财富的诱惑，许多地区落入了资源优势陷阱，苦苦挣扎，难以自拔；少数国家和地区，尽管掉进了陷阱，但依靠成功的转型，从陷阱里爬了出来；第三种命运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在理性发展的前提下，少数国家和地区，巧妙地绕开了资源陷阱，机敏地采走了鲜花，实现了对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规避。
不同的策略选择，不同的创富之路，只有勇于创新变革者，才能得到成功的奖赏。那么资源地区如何才能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走上创新之路？

正题——创新驱动

第一篇章
    这是美丽的芬兰-被森林与湖泊环抱的国度。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芬兰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转型，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上演了现代版的灰姑娘童话。芬兰靠的是两条腿起家：一条腿是木腿，一条腿是铁腿。
    资源是工业的引擎，靠着对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的开发。20世纪70年代的芬兰，人均收入排名世界第三，然而，过度依赖单一的资源优势，并不能保障工业化的顺畅推进，有时甚至会走上反面。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世界石油危机，使芬兰痛苦地落入了资源优势陷阱，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李正风：“到上世纪70年代初之后，他们发现这种资源依赖型的模式，已经很难持续下去了，开始逐渐寻求从资源依赖的发展道路向创新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转变，开始注意培育一些新兴的技术为导向的这样一个新兴产业：包括信息技术等等。”
    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经济增长陷入困境。沉重的现实让山西做出调整产业结构的重大抉择，而调产的头号工程就锁定在太原钢铁公司。当时的太钢已被挤出全国十大钢铁企业名单，拼资源、拼消耗的发展模式，让这家公司尝到了苦头。太钢集团职工 李国*：“产品质量不高，产品的销路也不算好，好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被挤出来了，挤出市场了。职工的收入也比较低。当时太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调产政策的支持和缜密的市场分析下，这个当时年产仅几万吨不锈钢的企业，大胆地提出要建成全国最大的不锈钢基地。为此，太钢全面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然而，并不是每项技术都能买来，尤其是超越对手的核心技术，甚至有些关键的技术难关，世界上还没有攻克，怎么办？
     
    创新，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1912年首先出现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创新，就是要把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到生产体系中。45年后，经济学家索洛的研究证实：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适当的政府干预，将会极大地促进技术创新活动。镍，这种银白色的金属是每一块不锈钢中必需的添加剂，由于储量少且被国际寡头所控制，价格极为昂贵。当时，太钢不锈钢的镍含量是8%，如果能够把镍的含量降下来，将大幅增加产品的竞争力。2002年，太钢年轻的科研团队，开始挑战这一世界难题。终于，创造性的将空气中的氮提炼压缩进钢水，部分替代了镍。太钢集团董事长 李晓波：“大家知道不锈钢生产过程中，要消耗非常昂贵的资源，那么，在空气中又有取之不尽的氮气。在工程技术上，经过研究，可以用氮气进行合金化，来取代镍。就这一科技成果，在企业成功的应用，对我们来讲，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技术的突破，带来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如今，太钢的含氮不锈钢，已广泛运用到：挪威的巨轮、俄罗斯的核电站、三峡的大坝上。太钢依靠自主创新，已拥有700多项核心技术，成为全球产能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不锈钢企业。
    资源的过度繁荣，抑制着一个地区的创新活力，但创新行动却能够赋予资源富集地区新的创新能力。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 牛文元：“你要想转型，离开科技，那是做不到的。科技的支撑，既包含了对于具体技术的提升，也包括了具体技术体系的提升。这个之间应当说是对转型具有重大作用的。”
    资源型经济最为可怕之处——就是对创新活动的挤出。恰恰是资源产业对管理、技术的挤出效应，导致了资源型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以智力资源为依托，创新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解决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矛盾的唯一出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使人类的目光从对大自然的搜寻、索取、依赖转向人力资本；知识、人才成为驱动经济发展、创造不竭财富的新的资源，这正是一条真正走向科学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座外观秀美的建筑，是太钢的不锈钢研发中心，也是这个世界级企业的活力之源。在世纪之初，太钢技术中心在中国企业技术中心中的排名，还在百名开外。2009年11月，新一届中国企业技术中心排名揭晓，太钢技术中心跃居全国第二。太钢集团董事长 李晓波：“我们有国家的重点实验室，这在企业也是为数很少的；我们有铁路用钢工程中心，我们企业有博士后流动站，这些创新平台不仅为自己内部的科技人员创新提供舞台，也为吸引外来人员创造了很好的平台。”以研发创新体系为主体，以工程集成体系和控制与改进体系为两翼，以专家、行业、客户和大学、科研院所为支撑的科技创新体系，引领与支撑着太钢的创新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太钢规划委副主任 王一德：“没有自主创新，太钢不可能做大做强，不可能建成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不锈钢企业。创新是太钢发展的驱动力，创新是太钢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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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人才、机制是创新的三大要素，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太钢在这片依赖资源创富的土地上走出了一条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之路。在山西，从同煤集团的特厚煤层开采技术，到晋煤集团的瓦斯抽采利用技术；从太原重工集团的大型挖掘机、忻州蓝天集团的节能环保锅炉，到孵化创新型企业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一个个企业的创新实践。在一次次证明：一项核心技术就会创造一个产业、开拓一片市场，创造力是最大的生产力。技术创新正是资源型省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动力源泉。山西省科技厅厅长 廉毅敏：“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所以我们要鼓励企业要在创新方面迈出他们的步伐。比如说，要去大力承担国家的项目，要加大企业在科技方面的投入，要鼓励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和社会其它创新要素结成创新联盟，鼓励一些大型企业，设立国家的重点实验室。”
    创新，不仅局限在技术领域，在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开发活动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往往是发展转型的关键。危机，往往会打破经济的固有平衡，催生创新。上世纪九十年代，芬兰又遭遇了一次经济危机，全国近1/4的企业倒闭。危机之中，一系列重大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在芬兰次第展开。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始迅速成长，引领世界潮流的通讯巨头，诺基亚手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从一个过去以伐木造纸为主的资源型企业，迅速成长为芬兰IT产业的象征。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李正风：“80年代之后，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像英国的经济学家（Freedman），就开始提出来国家创新体系这样一个概念。芬兰最早用这样的一种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来设立自己的政策，形成了一个以创新为主要发展模式的社会体系，实际上是转向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涵盖了从产业培育到成长的整个链条，建立起一整套包括促进产学研合作、政府采购等在内的政策体系。并且有意识地请诺基亚等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的制定。这些对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01到2005的5年里，全球国家竞争力报告排名，芬兰有四年排名世界第一，只有一次落在了美国的后面，这一切来源于芬兰的秘密：高比例的教育和研发投入，知识与人才的积累，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知识、创新和国际化已经成为芬兰在世界舞台的形象，学习芬兰——成了世界各国的新功课。从对资源的依赖，到对创新要素的依赖，这需要漫长的过程，但这种发展动力的转换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资源本无罪，更不是天生的恶魔，难道一片荒原会比一片蕴藏着丰富矿产的土地更令人神往。资源究竟是发展的推动力，还是绊脚石，取决于与资源开发活动相关的制度安排。石油输出国——挪威，将石油价上涨而形成的额外收入纳入稳定基金，以此对本国经济实施反周期干预，抑制资源产业的过度繁荣，并为后代储蓄了资源财富。钻石王国——博茨瓦纳，让国民参与监督资源的开采和收益分配，约束开采者的权利，抑制矿产开发的过度繁荣，扶持基地产业的发展。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从1982年起，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收益上征收红利给居民分红。
    2006年4月，山西成为中国唯一的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省，（效果怎么样？）从制度设计上，着力从管理体制、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生态建设等六个方面，解决煤炭开采带来的严重外部性问题，约束对资源的严重依赖。按每动用一吨资源，征收12元——20元可持续发展基金，由此征收的全部投向生态治理、转产转型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复明：“与资源开发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之所以频繁地普遍地出现在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并不是资源本身带来的，而是与资源相关的制度造成的。由于资源开发的制度的滞后，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如果我们能在资源开发行为、资源产权、资源财富分配、资本财富向工业化资本转化，这些方面建立起更加科学严密的制度的话，我们就能够有效地避免荷兰病和资源诅咒，这样一些问题的出现。”

    在中国，制度性措施正在陆续出台（晚不晚？），国务院已经颁布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见。中央财政正在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44个资源枯竭城市进行扶持，一项项制度正在帮助资源型城市走出困局。山西正在积极申报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将通过自己的探索，为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发展积累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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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章

    资源地区要想不落入资源优势陷阱，仅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还远远不够。创新，更意味着一种思想观念的解放和文化意义上的扬弃。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所研究员 王胜光：“我认为培育创新文化，最根本的一点是首先有一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就是强调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创新的理念，融入到创新的思路中间，有创新性的血液。创新既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现实构成的压力，这个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必须背负的。”

    思想观念和文化是一个地区的DNA，会给一个地区的发展打上深深的烙印。我们可以用很多词汇，来描述创新文化的特征：冒险、好奇、活力、宽容、探索、多元等等，但核心在于思想的解放。对于资源型地区来说，从资源依赖中解放出来，就是创新发展中最大的思想解放。这是著名艺术家张继刚执导的大型说唱剧《解放》：一段围绕旧社会女人缠足的矛盾纠葛，展开的凄婉的爱情故事。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思想上的裹脚布解不开，现实中的裹脚布更解不开。思想的大门打不开，创新发展是无从谈起；不能冲破束缚生产力的思想藩篱和固有模式，往往会在陷落中丧失前行的良机甚至能力。对资源地区，也只有把自己的发展根植于具有强大创新潜力的热土之中，才能摆脱单一而危险的路径依赖，实现真正的转型发展。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叶焕民：“山西要走向创新之路，必须摆脱以前的煤炭文化的负面影响。这种文化已经影响到山西的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上、各个领域上。”在人类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文化与创新始终相互激荡、共生共荣。发展创新文化，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科学家、企业家的事情，创新应当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责任。全社会共同培育鼓励创新的价值观念，塑造激励创新的制度体系，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基础，这对于创新能力的提升，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从依赖于自然资源，到依靠人力资本，这是发展路径的变轨，更是发展动力的转型。山西省科技厅厅长 廉毅敏：“以思想文化创新为先导，来推动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每一件创新都是系统工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从我们认识到的，不足的地方起步来开始做到。比如说，全社会对创新的宽容，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创新要面对失败，要付出风险，对于闭关守成的资源型经济而言，呼唤着社会形成鼓励创新、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从而从煤炭依赖的惯性思维中解放出来，从守成求稳的保守心态中解放出来，从狭隘封闭的体制壁垒中解放出来。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 牛文元：“转型要想成功，必须解决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技的创新、管理的创新，最终融入到文化的创新。这五大创新将使得转型能够得到真正的——无论从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力，都能够得到保证和支撑。”
    走过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能源大省山西已经坚定地走上了转型发展之路。转型是资源型地区，赶超发展的宏大序曲，是提速疾行、顺畅超越的关键性变轨，是后行者挥兵叩关、扬帆出海前的阅兵礼、誓师会。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深刻指出：山西能不能实现跨越发展，关键看能否做到转型发展，关键看转型发展的深度和广度；跨越发展不是建立在产能扩张上，而是建立在转型发展上，转型的文章做好了，跨越发展也就实现了。这是山西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痛定思痛选择的强省富民之路、科学发展之路、绿色崛起之路。
    山西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袁纯清：“转型迫在今天，跨越时不我待。创新是生命，用创新实现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省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定位是：以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为基础，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中西部现代物流中心和生产性服务业大省，早日建成中部地区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山西省委副书记 山西省省长 王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任务艰巨，任重道远。但无论困难有多大、任务有多重，为了山西的长远发展，我们要咬定目标，迎难而上、敢为人先、勇挑重担、坚定不移调结构、脚踏实地促转型。”
    在转型的路上，全世界有无数探索的身影，无数深浅不一的脚印，尽管没有一套可以简单复制的转型模板，但跋涉者的教训和成功者的经验，给了我们巨大的激励和珍贵的启示。
    转型，意味着对资源优势的扬弃和深化，依托资源、延伸资源、超越资源将成为转型发展的主流旋律；转型，意味着冲破单一化的产业发展束缚，更具活力的多元化现代产业体系将成为发展的目标定位；转型，意味着克服资源围城的发展局限，区域中心城市和现代人居中心将成为资源型城市的未来走向；转型，意味着告别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资源开发模式，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转型，意味着摆脱路径依赖，彻底抛弃对资源优势的过度迷恋，建立起依靠人力资本创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机制；转型，意味着体制变革和发展转轨，尽快建立更为合理的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和资源财富转化制度；转型，意味着直接入轨、后来居上，在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上，以赶超者的姿态弯道超车、跨越发展。

    当文明的篝火在这蔚蓝色的星球上点亮的时候，利用资源就成为人类生存的方式。互联网和经济的全球化，让地球如同一个村庄，整个人类将越来越依靠科技的创新和思想的成果。在转型成为全球战略的今天，一个民族有没有决心和能力真正依靠自主创新、把握转型契机，是一个民族的基本觉悟，也是生存发展的大事。转型——正是不断的转型，推动着人类社会，在自我的超越中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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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或许是山西未来的一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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