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媒』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正式运营暨建团13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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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澎湃新闻thepaper.cn



请点击：全景呈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不是一座房子，而是一件乐器

“建造这座音乐厅就像做一把大琴”，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开幕

澎湃新闻记者 陈诗悦

2014-09-06 11:16 来自 有戏




9月6日，百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迎来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成为全国首个厅团合一的交响乐团。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全景。

       百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将迎来属于自己的音乐厅，成为全国首个厅团合一的交响乐团。这一历时四年时间、由知名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建造的音乐厅，采用了最先进的抗震技术和全面的声学测试，于9月6日以最佳音效开门迎客，开启上交历史的新篇章。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夜景。



悬浮的“马鞍”

        位于上海复兴中路1380号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以外部朴素的陶土砖和顶部灵动的曲面相结合，就像一只“大马鞍”。不过在上交向市民征集的昵称中，“奶油小方”、“馄饨皮”这类颇具“本土风味”的名字也都很受好评，从更高处看整个建筑物，它的外形又如同一本打开的总谱，让乐团人“倍感亲切”。

        地处复兴中路闹中取静的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在几十年前曾为上海跳水队训练用的跳水池，之后被填平闲置，还做过停车场，新厅的建造如何同周边居民的生活相得益彰，又如何在这一片老房子中不显突兀，设计团队着实费了一些功夫。中方的设计团队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徐风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虽然历史保护区域对身处其中的建筑没有硬性的设计要求，但是从文脉层面来说，建筑本身要和上海老城区的气质相匹配，具体是指建筑的高度、体量和退界都是需要考量的。”

        黏土砖、灰砖、瓦片等元素构筑了上交音乐厅质朴无华的外立面。矶崎新上海工作室合伙人胡倩表示，采用干挂陶土砖的烧制技术，赋予屋顶以简约、轻盈、新颖的造型。为了让建筑更加“灵动”，设计师一方面将陶土砖表面处理得更粗犷，另一方面以黄红灰黑四种砖色不断作自由穿插，在立面和80米互动长廊等公共空间内，编织出了一种更为活跃、轻松的情绪。

        在保障音乐厅本身需要的前提下，建筑高度被尽量下放，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程量都是在地下进行，而主厅的最高处也仅达到17米。由于音乐厅的功能需求，建筑体量无法再缩小，所以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建议将音乐厅向后推移，前面留出一条软墙绿篱，高1.5米，在第二层又做出4.5米高的绿廊，种植紫藤，明年就可以攀藤开花，这样从街道以一定透视角度望去，石墙比例会得到调整，建筑立面表情再一次叠加，既符合了人们步行街道的感官体验，也满足了视觉变化的享受。绿色还爬满了造型起伏的阳台，由于同周边住宅楼最近的地方为音乐厅的办公区域，为了能让居民和工作人员都不至感到冷冰冰的“一墙之隔”，阳台上的植物带充当了缓和剂。目前整体的绿化覆盖率超过了30%。

        音乐厅主厅共设1200个座位，以传统的“鞋盒式”与现代的“葡萄园式”相结合。所谓鞋盒式，即舞台与观众席明显分割，所有的观众齐齐朝一个方向观看演出，而随着座位的远近不同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效果也会相异，许多传统的音乐厅都是采取这种模式。而葡萄园式则是指观众席被分为几个区域，高低错落地排列在演出舞台的周围，典型的就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而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取两者之合体，配合声学测试，就是力求让每一个观众席位都是“黄金座椅”。另外，主厅中的六块大型反声板及天花板还可利用高性能投影装置呈现影像，共有十台投影机能够达到15000-20000流明（编注：光通量单位，一支蜡烛在一个立体角内发出的光通量为1流明）的高清成像，一般的投影机仅为几千流明。

        演艺厅则以录音棚和室内乐的要求进行设计。这个厅拥有400座容量，其中87座为固定座位，厅中央有12块等标高可升降平台，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舞台形状。如果要进行独奏音乐会，只需升起舞台中央的部分，观众可以坐在四周，与演奏员“零距离”接触。这样的划分满足了多样的演出形式，也为不同的演出需求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座位形式。演艺厅还配备了录像转播和录音设备，二层的空隙可用移动反声管接上，形成封闭的录音棚，填补上海没有交响录音棚的空白。

主厅的墙面上设置有6块大型橡木反声板，表面经过雕花处理使其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每一块反声板都有不同的角度和大小。 澎湃新闻记者 杨深来 图

        

建筑师与声学师的配合

        音乐厅的建造不比一般的建筑，对于声学效果的完美呈现为建筑增添了难度，所以早在建筑设计师花落矶崎新事务所之前，上海交响乐团最先确定了日本知名的声学设计师丰田泰久——日本的三得利音乐厅和札幌音乐厅都出自于他手。

        事实上，矶崎新与丰田泰久所在的永田音响设计公司是30多年的合作伙伴了，自1980年代初至今，他们合作了包括深圳音乐厅在内的6个项目，但对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他们还是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这是经营乐团的演奏，我们不希望通过麦克风传递交响乐的美妙，而是通过建筑自身的综合效果和声学设计，将没有任何电声处理的声音传到音乐厅的每一个角落。”丰田泰久这样说道。

        曾被问及与矶崎新如何分工，丰田泰久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东西能分开”。整个建筑都是由建筑师和声学专家不断配合、共同设计的结果。“影响声学效果的因素，一是形状，二是材料。音乐厅的形状设计和材料选择当然由矶崎新工作室完成，而我需要不断和他们进行配合，时时刻刻确认这些因素对于声学的影响，并逐步调整。”

        两位设计师最初在电脑上做好声学的模拟测试，确定没有遗留下任何声音的死角，经过了十几轮的协调和100余次的电脑模拟测试，才定下了初步的设计图。然而丰田泰久显然并不满足于电脑测算的声效，为了取得更真切的数据，他制作了一个音乐厅1:10比例大小的演奏厅模型，模型中最微小的细节包括麦克风的放置、观众席的位置和仿真小人，甚至是排演厅内同外部等比例的氮气都被精细地复刻，模型四周均匀放置了20个声音接收器，以期达到最完美的测音效果。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设计师共在模型中进行了4次声学测试，在其中一次测试中，丰田发现侧面的反声板下沿必须减少1厘米。这样细小的改动却需要将整个模型推倒重来，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大动干戈，但丰田泰久却很坚持，“在这里差1厘米，造出来之后就差10厘米，10厘米的误差对于音乐厅的整体音效呈现有很大的影响。”“声学理论自1980年代初就起步了，1990年代的时候还能列举出很多的名字，现在渐渐都集中到丰田先生这里来啦。”提及身边这位合作多年的老伙伴，矶崎新满是肯定和欣赏。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观众座位。  澎湃新闻记者 杨深来 图

        

三大因素构造完美声学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声学究竟妙在何处？徐风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要构造完美的声学效果，需要有三方面的要求：一是隔振，二是建声，三就是隔声。

        由于地铁10号线横穿音乐厅底部，相隔最近处仅6米，为了规避地铁运营所带来的振动和对声音的影响，丰田泰久将“悬浮”的设计引入。在地下四层深16米处安放了300个隔振器，其中在主厅的底部共有108个水泥支墩，安放有204个隔振器，而演艺厅底部则有60个水泥支墩，安放96个隔振器，将音乐厅与地铁噪音相隔离。尽管这一技术在国外已十分普及，这却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全浮”的建筑。负责隔振器工程的德国“隔而固”公司在建造前严格测算了地铁经过的振动频率和建筑的整体重量，最终决定了弹簧的个数与性能，并且在建造过程中，严格要求168只水泥墩子，每一只的大小误差都不能超过2毫米。

        建声则是指尽量完全还原交响乐团本身的声效，让观众在任何一个位置都能享受到悦耳的听觉感受。为此在音乐厅主厅的墙面上设置有6块大型反声板，所有的反射曲线都经过严格周密的测算。反声板均以橡木为材料，表面经过雕花处理使其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同时每一块反声板都有不同的角度和大小。观众席的整体排布立体又具有亲和力，以表面不规则的独立墙分割，每一块也能够提升音乐厅内的声音反射。同时，座椅背面的木质材料也是有效的反声板。室内天花板和室内墙体选用的材料坚硬沉重，墙面上采用不规则的粗糙表面，制造丰富和温暖的音色。主厅和演艺厅的地板都是特地从日本北海道运来的厚达50mm的扁柏木，徐风说，“丰田泰久以他多年设计音乐厅的经验选择了这种较为软质的木材，而且坚持不让地板上漆，可能是出于吸音要求”。

        演艺厅的反声是通过3000多根看似观众席围栏的不规则反声管来实现的，每根反声管都由填充有吸音棉的钢管和外包的木质材料制成。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木皮的表面呈不规则状，管与管之间的距离、每一根管的粗细都不同，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规则反射声音的效果。此外，演艺厅的墙面向外倾斜5度，以使得墙面的橡木反声板能达到完美的效果。尽管音乐厅以乐队的自然声为追求，但是仍然在墙面反声板上设置了扩音设备，负责音乐厅建造工作的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周京华解释说，“这是考虑到民乐演奏时，音高不同，通过扩音设备可以令两者更为和谐。”

        为了使音乐厅在演出时隔绝任何不必要的噪声，负责技术支持和机电设备的同济设计研究院对厅内的水管和空调都采取了隔风的特殊处理，并且将演艺厅与建筑外墙采用相互隔开的双层墙，又称“房中房”系统，演艺厅本身的墙壁和地板再采用双层中空结构，这种套盒模式彻底确保音乐厅外的噪声无法干扰到乐队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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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观众离场通道。  澎湃新闻记者 杨深来 图

        

音乐厅就像一把大琴

        声学方面并非简单的数据就可以呈现，最终的优劣还是要靠人的耳朵、靠好的乐团来判定。4月15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进行首次的公开乐队测试时，上交年轻的双簧管演奏员薛舜杰成为新音乐厅的第一批“发声者”，他分别在主厅和演艺厅以相同的曲目进行演奏，“以前的演出场馆，声音有些闷，新厅则显得更加明亮干净。”同时在演艺厅，一个室内乐的排练也首次在崭新的环境中进行。当天矶崎新老先生蓄着他标志性的辫子，戴着黑帽墨镜，舒服地倚在最角落的椅子上享受着演奏。而丰田泰久先生则是不停地向周围人做出噤声的动作，复又回过头去安静地聆听音乐。

        曾经放话说要成为“声学效果最好的音乐厅”，竣工以后的声学测试结果自然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我们做了一些物理声音的测试，即摆放发声源，听有怎样的反声，迄今为止结果都非常令人满意。以后乐队进驻后还会进行不断的调试。声学测试是个很长的过程。”丰田泰久说。

        除了声学测试，仍待调节的还有音乐厅的用光，这也被两位大师称作“看不见的努力”。“音乐厅不像剧场，很炫很热闹，它需要人们静下心来，细细感受。”感受这个词虽然虚幻，但却是矶崎新反复强调的。音乐厅的空间，不论对演奏的乐手还是聆听的观众来说都要有舒服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光与声音虽不直接相关，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共同营造了整体的氛围。“用光的氛围是我们在工作中被老先生批评得最多的一点，他总是好了还要更好。”矶崎新工作室在上海的合伙人胡倩这样说道。

        矶崎新觉得，做音乐厅就像是做一把琴，之后许多人会带着自己的乐器来到这个大乐器里，两者需要相互磨合，慢慢适应。丰田泰久也希望先有乐队进驻演奏一段时间，因为一个好的音乐厅要达到完美，单是技术团队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乐队的配合。在未来的一年中，丰田泰久还将继续跟踪整个建筑和演奏的声学动态，时时做出微调。

多方合作呈现中国心态的建筑

        作为一个外国建筑师，怎样运用中国元素来使建筑扎根这片土地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可是矶崎新却很干脆地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对于民族和文化颇有兴趣的他曾经写书讨论什么是日本的，2004年起他来到中国后也开始考虑什么是中国的，“我们的业主常常会提出要求，希望建筑又现代又中国，可是中国的是什么，这还需要好好研究。”

        “总之我不希望做一个符号堆积的东西，这是不负责任的建筑师会干的，许多国外的建筑师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内涵。”矶崎新所认为的中国性，不是单纯的符号堆砌、元素排列，如同现在呈现在眼前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你可以抚摸到外墙粗粝的陶土砖墙，可以在主厅仰望到竹编一般的反声板，可是对于矶崎新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们走进音乐厅不感到异样，那么这个建筑就是和中国人的心态、情结相符合的，是被大家所接受的建筑。

        事实上最终建筑的呈现来源于多方的通力合作，矶崎新工作室挑起建筑外形的大梁、丰田泰久承担所有声学方面的配合、剧场专业设计由英国TPC剧场专业咨询公司和日本WPC剧场专业咨询公司共同承担，德国隔而固公司提供专业减振弹簧，而连接起这一切的“润滑剂”就是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徐风说，每一家专业公司都有自己的诉求，而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则为其提供了技术的平台，将设计师的概念转化为可现场施工的图纸，让这些理念最终都成为现实。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6日揭幕（摘要）

2014-9-6 03:14:12 来源:东方网 作者:高磊 选稿:魏政



福州路排练厅



延安中路排练厅



湖南路排练厅



指挥家梅百器



新中国第一位指挥家黄贻钧



陈燮阳



余隆



说起上交往事滔滔不绝的温潭


将成国内顶尖的录音棚

　　作为中国首个运用3D全息录音技术的专业场馆，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将与世界接轨，满足把传统交响乐、电影音乐、互联网音乐等大量2D声音升级为3D声音，以及相关录音、制作的需求。今后，这里将成为中国最好的电影原声、唱片及乐队录音棚，通过听觉来体验空间，呈现立体的声音架构及交响乐团各声部间的位置关系，从而让听众获得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这也为上海打造电影产业链提供了重要一环。同时，3D全息录音还能够通过与云技术的无缝对接，在交响乐教育、展示等功能上得到突破性的应用。

一座城市与她的乐团

　　你好，新上交！

　　这是拥有135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新迸发的“口头禅”，透出一股子青春与活力。不清楚上交历史的人们总是问:真的吗？上海交响乐团135岁了？没错，从1879年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上交前身)成立算起，这支交响乐团陪伴这座城市，已然一个多世纪。

　　“真没想到，在上海有这么一支交响乐团，历史竟然比柏林爱乐还要长！”赫赫有名的柏林爱乐乐团指挥西蒙·拉特尔发出如此感慨。上交音乐总监余隆补充说，值得骄傲的还不止于此。百年沧桑，世事更迭，经历了战火、动荡岁月，这135年间，上交的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排练、演出也始终持续，“在国际乐坛，这都是非常难得的”。

　　有同事问我:相比其他演出类型，交响乐如此小众，在上海，一支最早几乎都由老外组成的交响乐团，为什么能获得如此旺盛的生命力？采访中，我也反复问自己:一支交响乐团，到底存续了怎样的文化记忆，才能如此生生不息？翻看乐团最初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开风气之先的上海交响乐团曾在中国创下多个“第一”:最早广泛普及西方音乐知识，最早演奏中国原创管弦作品，最早培养中国现代音乐人才和交响乐听众……然而，当对西方音乐的好奇，随着普及的深入，已经不能激起大片涟漪，一座城市与一支交响乐团的“粘合剂”，到底在哪里？

　　年逾九旬的温潭老先生告诉我，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有的西洋音乐都不许演，但乐手们没有停下来，自己摸索创作《智取威虎山》，靠着样板戏“上山下乡”。当然，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上海人性格中擅长的变通，但试问，如果内心没有留存一种对生活依然保有的希望，那样一段说解散就能解散的日子，何以为继？老先生说，那段时期，团里不能排练西洋乐，回到家，自己会偷偷听一下钟爱的古典唱片。

　　人们常常问:音乐到底是什么？你能听懂古典乐吗？我想，懂或不懂，不是最大的问题，音乐本身没有具体的意思，但却给人很强的美感，就如贝多芬所说:“心里有音乐，才能懂音乐。”音乐背后的美，教人在残酷面前仍怀念温暖，在沮丧面前仍憧憬希望。一座城市有一支交响乐团，意义也正在于此:以美妙的乐音，激发一个人、一座城市对美的发现与认识。

　　正如同柏林爱乐、纽约爱乐、慕尼黑爱乐那样，每座城市都以拥有一支水平精湛的交响乐队而感到自豪。135岁的新上交，值得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珍之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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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响乐团迎来建团135周年 音乐厅将正式运营

2014-9-6 03:52:43 来源:文汇报 选稿:魏政

　　对于上海交响乐团来说，2014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天，由乐团自主运营、集古典音乐演出和教育为一体的基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将正式运营，乐团也将迎来建团135周年团庆。

　　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为1879年成立的上海公共乐队，1907年扩大为管弦乐队，1922年改称为上海工部局乐队。这个乐队在梅百器的指挥下，最早广泛介绍西方音乐、最早演奏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最早培养中国音乐人才、最早培养中国交响乐听众，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可以说，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就是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史。

　　如今，跨越三个世纪的上海交响乐团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乐团始终秉持着包容开放的视野，积累并传承着各个时期音乐家们的社会观察和对音乐的诠释，演出累计近万场、首演曲目数千首，并与众多世界级的指挥家、独奏家、歌唱家合作演出。建成后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成为上海又一个文化地标建筑，为所有喜爱音乐的人敞开大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正式落成，带来的是整个乐团全方位的改革:成为国内首个以“厅团合一”模式运营的乐团。这是上海加快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新举措。

谭抒真:工部局乐队第一个中国人

　　1925年，我在上海美专当学生。当时美专的小提琴教师水平还不及我，我不想继续学下去。校长刘海粟反而请我来当教师，我又不愿意，他就建议我到工部局乐队去找找老师。

　　第二天我就去了，坐在排练厅的正当中听排练，特别注意拉琴的。到休息时有一高大的提琴家来问我，知道情况后要我跟他学。此人是荷兰人，叫Vonhighs。我跟他学了一年半，学了很多曲子，进步很快。

　　1926年冬到1927年春他回国休假(5年一次，带薪)，正好空缺一提的位子。我便去问指挥，你们要不要人？指挥梅百器问了是谁教的后说“明天来”。次日早上我就去上班，大家看我是中国人，都很新奇。梅百器让我坐二提最后一个位子。那天是排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因为他们都很熟就只走了一遍。我从来没有拉过乐队，给我第一个感觉是特别响，我连滚带爬地拉完四个乐章。结束了，梅百器向坐在我边上的菲律宾人Sitel了解情况后就算通过了。我那天带着分谱回去好好练了一遍。第二天带着谱子来上班，一看变成排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了，好不容易拉完，梅百器又来问如何，总算通过。

　　演出前，《申报》“自由谈”登了一个消息，说外国人的乐团第一次有中国人参加演奏。因为有这条消息，那场音乐会有很多中国人来听，满座。

　　以后我去日本了，在日本新交响乐团，全部是日本人。顾问是捷克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乐队演奏施特劳斯、瓦格纳，我拉一提。

　　再次进工部局乐队是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那时我逃难到上海，很穷，没有衣服也没有钱。我去看工部局乐队的指挥富华，富华说乐队缺4个人，已经有3个人去了，我来了正好，他让我第二天就上班。

　　工部局乐队的水平很高，但规模小，仅45人，圆号只有2只。那时所有的古典曲子我们都演奏的。市政厅是木结构，音响效果很好。第一次演“贝九”，没有合唱，只演三个乐章不了了之。1936年、1938年或1939年在兰心又演过，就有合唱了。

　　工部局乐队那时在亚洲是第一的，曲目广泛，没有重复的。老柴(柴可夫斯基)六个交响曲、贝多芬九个交响曲都演齐了。每星期换节目。勃拉姆斯、西贝柳斯、雷斯庇基的作品排练两个星期。当时听众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尽管楼上免费的，中国人也去的少。楼下票价六角大洋，跟看电影差不多。

曹鹏:追念黄贻钧先生

　　1961年我自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回国，即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当时黄贻钧先生是团长、首席指挥，掌管全团工作。另一位指挥是陆洪恩先生，再就是我。那时我们三人，排练和演出总是一起到场互相观摩。巧的是我们从乐团到住家基本是顺道，所以排练结束后常常是三辆自行车边骑边谈，同道回府。

　　那时我们几乎每星期有一个晚上在黄老家聚会，边饮边谈，大多是谈交响艺术、乐团建设等等。

　　黄老一生宽厚大度，为人正直谦逊。在艺术上他独树一帜，以严谨著称，他虽饱经风霜但从未有过半句埋怨叫屈，在乐团及音乐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爱听黄老的排练，我感到他更能贴切地把握中国乐队的脉搏。黄老在排练场上总是胸有成竹，语无虚发，明确果断，善于抓关键，抓要害，智敏超人地解决问题，多、快、好、省地出成效。我更敬佩他在处理作品上有惊人的逻辑性和严整性，及融贯交响艺术的精深奥秘。一个指挥家能达到如此高度的概括能力，如此高度的艺术境界，这是靠渊博精深的学识，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积累。

　　在排练中他既严以对人更严以律己，他尊重集体，尊重乐队，因此他能更好地统率乐队。他不唯上，不唯利。他深知指挥艺术需极大的付出，需全身心的奉献，他常说“一棍子下去千钧重”，这是他对指挥专业生动精辟的比喻。

　　黄老一生崇尚质朴，力戒指挥外在乃至卖弄式的表演。当他听别人音乐会时，他总是闭目静心欣赏，他说，“舞台上最大的误区莫过于媚俗。”指挥的内涵确是功底扎实艺术素养高的表现，音乐的传神才是高境界的艺术。黄老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炉火纯青的指挥境界，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与示范。

　　我是1988年9月从上海交响乐团借调到上海乐团任总监及首席指挥的。当时我向市文化局领导提出只借调一个短时期，原因是我不愿离开黄老开创的上海交响乐团，我留恋那里良好的艺术环境和优秀的工作传统。

　　1989年5月29日，黄老指挥了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谁知这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音乐会。

　　他非常重视并大力扶植我国的新创作，我们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许多作曲家的作品，几乎都由他指挥首演，如《长征交响曲》《抗日交响曲》《黄鹤的故事》《山林之歌》……他为我国的交响音乐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4年我指挥上海乐团为黄老录制了他的作品CD专辑，内容有解放初期他参加土改时创作的安徽民歌组曲，及他改编的《良宵》《喜相逢》等作品。这张唱片带给了他无限的喜悦，也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财富。

　　1992年黄老77岁，他家中的自行车已“靠边”多年，我问他何时停止骑车的？他答:“骑到70岁。”那时他的身体已渐衰弱，并开始用助听器，我们要大声说话他才能听得见，他每天靠拐杖步行去华东医院打针、理疗，我们劝他告知单位派车接送。但和他相处久的人都知道，他好强自力，一向以照顾他人为重，从不肯麻烦别人，他性格内向，为人宽厚好义。李德伦先生讲过:“黄贻钧一向是有饭大家吃，解放前的穷音乐家常得到他的慷慨相助。”

　　玉渊山林，珠明崖岸。黄老以德治团，此乃兴业之本，后人之表率也。

朱践耳:我的心灵家园

　　记得我年少时(上世纪30年代末期)，就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的夏季露天音乐厅听过上交的音乐会。柴可夫斯基那首辉煌多姿的《意大利随想曲》至今还在脑海中存着鲜活的形象。也许可以说，这就是为我以后从事交响乐创作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吧。上世纪50年代我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读书时创作的第一部管弦乐《节日序曲》，由上海交响乐团于1959年10月做国内首演。1962年，乐团和上海合唱团、上海广播合唱团合作，又首演了我的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1964年再次演出该作品的修改本。这可以算是我与“上交”最初的缘分。

　　在留学期间，我就开始探索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交响乐创作道路。1960年毕业，33岁，怀着这一热忱的心愿回到祖国，不料想命运多舛，一开始被歌剧院要去，我一心想搞交响乐的愿望完全落空，一直熬到70年代中期，方才得以调入上海交响乐团创作组。

　　自1978年以来，我的20来部交响新作品，得以在黄贻钧、曹鹏、张国勇、陈燮阳执棒下首演，并录音问世。在和指挥及全体演奏员的艺术合作中，反复磨合，不断切磋，这种友情使我终身难忘。更为重要的，是上海交响乐团帮助我在花甲之年终于找回失落18年之久的“交响梦”。

　　交响乐，就是我心灵的家园。

潘寅林:我在这里成长

　　在我读上音附小时，就梦寐以求能成为一名乐团演奏员，历史悠久有“远东第一”美誉的上海交响乐团就是我走上音乐道路所向往的唯一神圣地方。附中毕业，我被指名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潘”。1969年一次演出，首席生病，我被大家从一提的最后一档推选到最前面。22岁就担任首席了，可能是上海交响乐团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了。25岁我又开始独奏，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在乐团当中，集体的关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担任首席之后，我从前辈李国生老师手里接过了一个琴弓，他把这个全团最好的弓让给我了。这个弓跟随我大概有45年。期间1981年我出国，在国外3个乐团担任首席，2003年回到“上交”，用的都是这把琴弓。这个弓木材极好，弓尖部分我没看到过这么细的，音色很好。它陪伴我走过这么多地方，开过这么多音乐会，有感情了。现在我退休了，这把琴弓就还给乐团了。

　　我从工作到退休47年，在国内国外4个乐团当首席，我从上海交响乐团开始，然后兜兜转转又在上海交响乐团结束我的乐队生涯，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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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上海交响乐团的故事
韩中杰(指挥):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华童公学组织去听梅百器指挥的工部局乐队的免费音乐会，正上初二的我，心灵立刻被那气势磅礴的音乐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欧洲古典音乐，伟大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使我毫不犹豫地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八一三”事变之后，我带着母亲为我买的旧长笛，如愿以偿地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在战乱中，老师离开了上海，我就进乐团顶替他的位子，中国人成了长笛NO.1。

温潭(乐手，档案员):

　　我是印尼归侨，1953年1月加入“上交”，先拉小提琴，后改拉中提琴，之后又到乐团档案室工作。1989年退休，回聘工作至2006年，总共53年。

　　当时我加入“上交”时还在福州路的小菜场5楼，周围环境很脏，也乱。然后1956年搬入延安路的房子，一年后又搬到了湖南路。现在马上要迁入最现代的高科技音乐厅了，条件越来越好。

　　1954年的秋天，欢迎英国首相的演出我印象非常深刻，为外宾演绎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是第一次演奏员全是中国演奏员，也得到英国首相的好评。那年12月份的时候，为西班牙作曲家西贝鲁斯演出交响乐专场，黄贻钧和国外的指挥一起指挥，画面非常和谐。

　　我们档案室有很多珍贵的乐谱，那都是上交135年来最宝贵的财富。其中很多都是意大利瑞宼蒂出版公司的乐谱，这家公司现在仍是欧洲最大的音乐出版商之一。1919年，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来沪担任指挥后，在他23年的任期内，乐团每年要在欧洲购买各类乐谱。仅室内乐曲谱，就有数千首之多。比如歌剧《茶花女》的伴奏乐谱，就是梅百器1922年买的乐谱，再过8年，它也该100岁了。

郑德仁(作曲):

　　我是1946年加入上交的。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乐团大家庭的快乐。记得1948年，有一次排练，指挥举棒，出来的居然不是他指挥的曲子，而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外国指挥平时非常严格，稍有差错都会要骂人的，何况居然是整个乐队都“出错”。但那天指挥没有骂人，他非常感动。那时我们演海顿的《创世纪》，200人合唱，乐队伴奏，很成功，连演三场，之前都没有连着演的记录。

　　我自己最喜欢贝多芬交响乐，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都演绎过，序曲也演过，海顿、莫扎特都演绎，以古典的为主，浪漫派也有。以前排练很保守，都是集体大排练，一周排练三天。排练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认真，演出前一天都会穿戴正式彩排。夏天在公园露天演出，轻音乐、圆舞曲。白领观众、外国人都很捧场，甚至有一两千观众。

上海交响乐团135周年大事记

     1879年，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成立。

　　1907年，德国指挥布克接棒成为乐队指挥，并带来8位德奥乐师担任各声部首席，出现了正规的管弦乐队演奏，各项制度也开始逐渐规范。

　　1919年，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受工部局委任担纲新任指挥，并以欧洲城市乐队的高标准重组工部局乐队。他远赴欧洲招募意大利乐师，梅百器执棒了工部局乐队最为辉煌的23年，将其打造为“远东第一”乐队。

　　1923年，乐队音乐会中首次出现中国观众。5年后，乐队夏季露天音乐会首次向中国观众开放。此后，中国观众人数占比一度达到24％。

　　1927年，谭抒真以实习生名义首次加盟工部局乐队，为中国乐师加盟乐队开了先河。一年后，梅百器将音乐会向国立音专学生开放，并与国立音专学生同台合作演出，自此展开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新页。

　　1930年，梅百器在大光明电影院指挥乐队首演黄自的《怀旧》，这是乐队曲目中首次出现中国乐曲。《怀旧》也是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部交响音乐作品，此后，经常有中国作品在工部局音乐会上演奏，甚至出现了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

　　1942年，日军接管工部局乐队，更名为“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同年5月由富华接任指挥。在此特殊时期，音乐生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异常活跃。二战结束后，乐团被国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乐团原来的欧洲音乐家尤其是犹太人和从前的白俄纷纷离去，一个中国人执掌乐团和中国音乐生活的时代正在形成之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做出保留乐团的决定，黄贻钧则作为建国后第一位指挥家首次登台指挥乐团演奏中国作品。他曾多次出访演出，并应卡拉扬之邀赴西柏林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成为该团历史上首次被邀请的中国指挥家。

　　1961年，曹鹏自苏联留学归国后进入上交担任指挥工作，在其执棒乐团期间曾带领乐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香港访问演出，这是乐团首次出境巡演。此外曹鹏还长期活跃在普及第一线，退休后成立的上海学生交响乐团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不仅填补了中国非职业乐团的空白，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极高认可。

　　1984年底，陈燮阳担任乐团指挥。他首开上交音乐季，首创音乐总监制、全员聘用合同制，建立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并启动全球巡演，带领乐团登上了顶尖的世界舞台。

　　1990年，为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百年华诞，美国特别邀请乐团到卡内基音乐厅进行演出。次日纽约《每日新闻》报称上海交响乐团为“世界级乐团”。

　　2003年，陈燮阳带领上海交响乐团巡演美国11个城市，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功，次年更带领乐团登上了柏林爱乐大厅，成为这个世界级音乐厅迎来的第一支中国交响乐团。

　　2008年7月，上海交响乐团宣布成立理事会，参考美国乐团基金会运作模式，对乐团吸引商业赞助和探索转企改革至关重要，理事会对乐团重要人事任免具有决定权。“上交”亦是内地第一批成立理事会的乐团。

　　2009年，余隆成为乐团通过全球招聘聘用的第一位音乐总监。同年4月，上海交响乐团面向全球发布演奏员招考计划。在来自柏林、纽约、上海等世界各地600名报考者中，最终有103名中外优秀演奏家脱颖而出，组成了上交的全新阵容。2010年，乐团前往美国纽约，成为唯一受邀在纽约中央公园夏季音乐会上演出的中国交响乐团，此次演出既为庆祝上海世博会，也为一年一度的纽约公园系列交响音乐会拉开帷幕。

　　2011年，上海交响乐团与纽约爱乐乐团联合委约作曲家科里利亚诺创作声乐与交响乐作品《甜美的早晨》，同年9月于纽约开启全球首演，开创了中国乐团联合委约国外乐团创作交响乐作品的先河。两年后，上海交响乐团联合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委约青年作曲家赵麟为大提琴家马友友所作协奏曲《度》，首度开启了以三大乐团联合委约，国际级演奏大师领衔首演的合作模式，同年全球首演于上海。

　　2013年，上海乐队学院成立，由纽约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音乐学院两团一院联手创办，以培养适应乐队需求的顶尖演奏人才为办学目标，成为目前世界唯一跨洲合建的乐队学院，为中国、亚洲乃至世界输送专业乐队人才。

　　2014年，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于9月开幕，正式启动“团厅一体”的全新运营模式，这不仅标志着上海交响乐团跨越三个世纪的梦想成真，亦使其在比肩全球顶级乐团的发展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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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k

很漂亮，周围的花园洋房中间坐落一个交响乐团，交响乐团的地理位置真的很赞，淮海路，南西，一览无遗！

8路电车

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很奇怪。

CHERY

真是一座建筑的艺术珍品，希望能比肩维也纳金色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