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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4 17: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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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埋单？
摆在毒地修复中最大的困境是，责任难以界定，尤其难以追索历史污染者。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场地的责任理应在原有企业，然而，原有企业的国有性质使得这一责任主体变得非常不明确。在近年来的高污染企业的搬迁中，涉及到的大多是国有老企业，其土地多属于划拨性质，而这些企业的利润和收益也已上缴国家，再要求其对污染地块负责，几无可能。
武汉赫山地块的原污染厂已经倒闭多年，事实上难以追索企业责任。但该地段楼面地价上升，土地储备中心可将2.32亿元的治理成本，以及之前背负的经济损失收回。不过，在不少环保人士看来，这样支付污染土地的修复成本，就等同于购房者在埋单，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并不相符。
另外，央企所遗留下的污染场地，是应该由企业还是中央政府负责，抑或由地方政府负责，也未有定论。
对场地污染的历史污染者和未来开发商来说，责任问题的厘清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场地污染修复的成败。据谢剑介绍，环保部正在起草的关于土壤污染治理的相关规定中，大致方向是由地方政府处理。
北京和重庆有破冰之举，各自尝试了不同的道路。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在土地拍卖时招标文件即明确要求，中标人必须根据北京市环保局制定的污染土壤处置方案，制定相关方案并实施，避免土壤二次污染。在这个过程中，环保部门全过程介入，保证场地清理的实施和风险的控制。
万科集团(000002)拿到的北京红狮涂料厂限价房项目即是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过万科招标的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公司副总经理刘科介绍，竞标企业有10分钟时间介绍污染土地治理方案，由评标专家作出评判。但污染地块由土地储备中心负责评测，开发商与其委托的修复公司，不对地块进行再评测，仅依据环保局提供的评测报告和治理方案进行施工，再由环保局组织的验收专家或单位进行合格验收。
高胜达介绍，重庆是由分管副市长牵头，组织发改委、财政、国土等部门，利用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这一融资平台，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在污染场地进入拍卖程序之前对土地进行修复治理，并期待能够通过土地出让收益形成污染场地治理的良性循环。
由于污染场地的修复需要大量资金，初步估计，重庆市目前场地清理和修复将需要120多亿元，而通过土地出让收益形成循环需要较长的周期，这一模式目前存在极大的资金缺口。
美国超级基金法或可借鉴。该法规定由联邦政府设立专门的基金，其有多种资金筹集渠道：自1980年起对石油和42种化工原料征收的原料税；自1986年起征收的环境税；一般的财政拨款；对与危险废物处置相关的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公司及个人追回的费用；其他如基金利息以及对不愿承担相关环境责任的公司及个人的罚款。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还授权环保总署组织对污染场地进行治理，并向污染场地的责任人追回治理费用。
不过，谢剑认为，假如中国复制此模式，其中“污染者付费”就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对于已知责任的污染场地，中国尚且没有明确用于治理的资金渠道，对于未明确责任的污染场地，更没有专门配套资金。”
无论如何，压境而来的现实是，污染土地密集出现，毒性释放可达上百年，尚不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没有修复的土壤的影响与危害很可能长达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致使环境污染，人体致病。而修复越往后拖延，投入的修复资金就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下篇·消毒战
科学界尚未找到更为经济合理性、可持续的技术手段，中国污染场地修复工程技术尚在探索阶段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福龙示范基地，一片蜈蚣草绿意盎然。这种可吸附砷、铅等重金属的蜈蚣草，被誉为“土壤清洁工”。
福龙示范基地的蜈蚣草由专家指导，村民栽种，技术人员看护与栽培，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863计划”)重点项目之一——环江重金属矿区及周边重金属污染土壤联合修复技术与示范工程。
5月19日，该示范工程通过科技部验收，成功为“有色金属之乡”环江县重金属污染的土壤解“毒”。
7月即将迎来奥运盛事的英国伦敦，也被污染土地困扰。多方规划、筛选的奥运场地，曾是一片有机化合物工厂的工业废地。污染土地的摸底调查，自2005年伦敦申办奥运会起就已启动，2007年陆续实施分阶段的修复工程。截至目前，“也只是保证至少在奥运会举办期间不出问题。奥运结束后，将会按照新的修复规划继续施工。” 2012伦敦奥运会高级环境顾问、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陈梦舫说。
污染土地修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尽管国内外的科技人员尝试了多种方式，但遗憾的是，科学界尚未找到更为经济合理、可持续的工程技术手段。
难以推广的成功模式
11年前，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冲垮了位于环江县的30余家选矿企业的尾矿库，历年沉积的废矿渣随洪水淹没两岸，上万亩农田遭遇砷、镉等重金属严重污染，无法耕种。当地政府曾组织村民自发治污，采用撒石灰等传统方式进行土壤酸碱中和，都未奏效。
2005年，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陈同斌率团队受邀介入，在当地建立以蜈蚣草为主的植物—物化固定联合修复技术示范工程。
截至目前，依托中央专项资金2450万元，这一课题组在环江县已成功修复1280亩重金属污染农田。这些原来的“光板地”上已种植了甘蔗、玉米、桑树等经济作物，收成率达到非污染农田的90%，产品亦合格达标。
蜈蚣草吸收土壤中砷的能力超过普通植物20万倍，一次种植可多年收成，且每年可收割三次，在吸附了大量重金属后，就地焚烧，整个处理过程经过严格的工艺化控制，不但在蜈蚣草焚烧过程中砷的挥发得到有效控制，且降低了污染土壤重金属的扩散，阻隔重金属进入食物链，以免带来二次污染。
示范基地也种植了另一种草本植物——东南景天，其对土壤中的镉有很强的吸附力。“蜈蚣草的生物量高，长势好，而东南景天相对矮小，生物量稍弱，但是对镉的伏击能力比较强。因两种植物所富集的重金属物质种类不同，所以在基地都种植，从示范结果看都很成功。”陈同斌介绍。截至目前，课题组在全国已建立八个土壤修复技术示范工程，分布于广东、北京、浙江、河南、湖南、云南等地区。
仅从技术手段上看，植物修复效果彻底、绿色环保，成本相对较小。但植物修复所需时间与土壤污染的重金属浓度直接相关，重金属超标不高的土壤，3年－5年可见效。如果超标严重，修复的时间则会翻番。因此，对于急于开发、土地升值快的城市污染地块而言，其应用前景仍有待证实。
另外，环江项目积累的经验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治理思路，但将其移植到其他地区，具体的技术参数还需因地制宜，进一步优化。比如，蜈蚣草在北方冬季难以生存，需要专门为其建设大棚进行育种等，由此增加了修复成本和操作难度。
“在土壤修复技术方面，课题组虽有突破，但对于解决量大面广的全国土壤污染问题来说，目前国内的工程技术储备还远远不够。”陈同斌说。
无处安放的“炸弹”
英国capita公司承接了伦敦奥运场地土壤调查，认为该场地被有机物污染。由于奥运迫近，修复工程采取分阶段施工，前期仅针对重点的高浓度区域和表层土壤，目前还远没有做到彻底修复。
伦敦奥运污染场地修复技术主要采用了淋洗，及辅助化学剂的方法。淋洗，是采用清水灌溉稀释，使污染物迁移，以减少表土中污染物的浓度，或者将含污染物的水排出土地外。
淋洗的特点在于，修复时间较快，一般地块两年内可修复，但这种修复手段工程量十分庞大，经济成本高，且工程安全规范控制难。原因是，首先要建设水网管道和废水处理工程，而这些工程仅为一次性使用；其次，耗水量大，巨量的生活用水最终变成废水，废水环节一旦处理不好，有二次污染的风险。
陈梦舫表示，由于英国为沙质土，中国土壤多是粘土，淋洗方法在中国不完全适用。因此，承接了伦敦奥运污染场地修复的比利时公司DEC，几年前曾在大连开了一家分公司，但刚过半年就由于技术适应性问题被迫撤出中国。
有机物污染土壤，也可以通过热解法和焚烧法，不过，两种皆为异位处理处置方式，包括挖掘、运输、焚烧处理等多环节，耗资巨大。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主任李发生认为，异地处理适合用于亟待修复的地块，目前国内很多污染地块往往处于城市中心，急需开发，因此多使用异地处理处置方式能够理解。
中国很多污染地块往往处于城市中心，多属于急待开发的情况，因此在修复过程中，多数情况下使用异地处理处置方式。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介绍，目前北京正在进行的8块污染场地的修复，都是采用异地水泥窑焚烧和异地填埋的方式。
焚烧法的工艺流程相对简单，即用污染土替代粉煤灰，烧制水泥。经过水泥窑处理的污染土壤，少量污染会以气体的方式释放到大气中，另外绝大部分会通过化学物理反应消失，并最终消解到水泥中。
但由于焚烧法是将污染土按1%－2%比例掺进水泥，如掺入过多污染土会烧制出大量劣质水泥，从经济成本看并不划算。“因为需要一定的配比，这种处理方式远不能满足污染土方量大的处理需求。”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姜林说。
业内一些专家甚至认为，从土壤修复工程技术角度来看，采取异位处理处置方式的工程并未真正达到修复的目的，尤其是滋生了不规范操作，将污土只是换地添埋，陈梦舫说：“土壤是挖走了，先不说污染转移，给其他地方带来污染，原来的地方的地下水是挖不走的，还是污染水。”
“如果这种方式可以全国复制、大面积铺开，且有效，那么对污染土地也不至于如此敏感和紧张了。”一位业内资深专家介绍，一些工程中挖出运走的污染土壤并没有全部被烧掉。事实上，很多污染土仅是被运到异处填埋的案例不在少数。
这种方式被业内视为污染转移，与填埋垃圾相同，这让中国面临一个新尴尬：没有足够的场地供填埋污土。而且污染物未经彻底处理，难以避免二次污染的风险。“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式，相当于把一个定时炸弹转移到别处。”上述资深专家说。
大胆尝试
根据不同的污染物，土壤修复可采取的修复手段不尽相同。国内外的经验显示，有机污染物可采取热解、焚烧及微生物等方法。而重金属污染，很难通过化学手段彻底根除，植物修复相对更为有效。
目前世界上见效最快的土壤修复技术是“纳米铁”。美国和欧洲已开始采用，一些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都可以处理，“几乎属于比较理想万能的修复，实验室里一天就能见到修复效果，野外见效通常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陈梦舫说，但高昂的修复价格，是致命的缺点，使其难以成为最理想的修复方案。
污土修复的核心在于，如何依靠技术来降低成本和保障环境安全性。同时，经济合理的技术方案一直是科学家们追求的突破目标。
国际上前沿技术不断向环境修复领域渗透，包括粘土矿物改性技术、催化剂催化技术、纳米材料与表面活性剂增溶技术等已经渗透到环境修复技术领域。针对污染场地土壤，固化与稳定化、热脱附、生物修复、化学氧化还原等异位修复方法以其效率高、风险低、系统处理预测性高等优点，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主流修复方式。
中国的污染场地修复刚刚起步，修复材料的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应用主要处于实验室阶段，修复技术与装备的研发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也引进了很多技术，但需要先解决技术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和衡量引进成本，最后在实践上能否应用还没有定论。
究竟污染土地修复到什么程度算合格，由于国内还没有建立修复标准，因此，实则难以界定。欧美各国因管理模式、地质条件等不同，标准不尽相同，且也在尚在完善过程中。一般标准制定都是通过调查评估，确定风险筛选值。
鉴于中国土壤污染的种类繁多、浓度不同、污染现状不明的现实，目前类似陈同斌的中科院课题组在全国还有很多，他们进行着不同的示范试验。“单个技术的实验室研究，国内已积累了一定经验。”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林玉锁说，不过，这些技术推广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应用工程的需求，还处于探索阶段。
虽然国内试验、运用了多种修复方法，但陈梦舫直言，迄今为止，在国内的场地污染修复领域，还没有一个令大家十足骄傲的成功案例。在微生物、植物等修复领域，也尚无可以推广应用的修复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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