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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未来的高度是东京还是伦敦?
从东京的案例谈谈上海强化“中心”和巩固第一大城市地位
“global trinity”构想破产
上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现代通讯技术和交通的发展加快了全球化进程,这促成一个跨国境的城市体系的形成。同时,全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要求一个跨国境的金融中心网络的存在来支撑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金融交易市场,这就需要三个时区都有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学者提出了global trinity的构想。如1986年Friedmann在世界城市假设中把纽约、伦敦、东京列为世界城市的第一等级;1989年Thrift提出全球金融三角构想—纽约、伦敦、东京将成为美洲、欧洲、亚太地区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1991年Sassen在全球城市理论中把纽约、伦敦、东京列为全球经济结构的三大控制中心。
但随着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泥潭和近三十年中国改革开发后的巨大进步,东亚地区的格局已经发生改变,这一城市想象变为泡沫。现在鲜有城市研究把东京列为前三位的全球城市。在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东京一直排在香港和新加坡之后在5-10名徘徊;在科尔尼的全球城市指数中,东京位居第四;GaWC1月份公布的世界城市网络联系度数据中东京降到了第7;日本Mori都市研究所的全球城市权力指数中,东京排在伦敦、纽约和巴黎之后。时至今日,东京都市圈的GDP和人口仍然遥遥领先纽约和伦敦,但是可以看出东京在全球的影响力有限。
为什么东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和国际金融中心
第一,东京并不是一个世界级的门户城市。2012年之前,东京的世界500强总部数量一直全球第一。但东京总部的“跨国指数”不高。所谓“跨国指数”,是指一个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这代表其海外扩张能力。GaWC1月份公布的世界城市网络分级也可以看出,东京只排在第7位,介于上海和北京之间,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等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由于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官方语言都是英语且同属英美法系,城市之间的合作非常广泛,已经形成了Anglo-American的圈子,东京实际上游离于主流之外。
第二,现代城市发展更注重信息、人才和资本的枢纽和节点作用,而非一味追求总量。传统的经济地理和城市研究深受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强调区位、等级、权力,这里的权力不是行政权力而是指比如经济总量、港口吞吐量、城市人口等这些指标的量级。90年代之后,经济地理和城市研究,随着制度文化转向和全球城市、节点城市理论的提出,已经转向讨论流动和网络. 主要探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人才和资本的节点作用。东京的语言、制度和西方差异较大,很难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第三,日本的金融监管严格。80年代以来,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所推崇新自由主义,推动了以金融化为手段的全球经济一体化。1990年华盛顿共识主张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降低各种贸易壁垒,放松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而日本本身就是协调式的资本主义,并不是英美的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泡沫后政府加强了监管和干预,而且经常操纵汇率。
当然这并不是说东京的发展是不成功的,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曾感慨:东京是一个帝国,它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只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的影响力不如伦敦和纽约这么大罢了。
上海的“第一大”地位面临的挑战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和大陆的门户城市,它的发展贯穿四个空间尺度之中:本地、区域、国家和全球。
就上海本来来言,区域间的分工还是比较合理的。上海的郊区经济并不落后,制造业比较发达吸引了很多就业人口缓解了城市中心的交通居住压力。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协调好大虹桥商务区、南京西路、陆家嘴和自贸区的关系,使现代服务业的集聚能发挥最大的规模经济效应。
就长三角地区而言,上海是本地毫无争议的中心。但是潜在的威胁有三处:一是上海的人均GDP已经落到长三角16市第8位;二是京沪高铁、宁杭高铁、汉宁高铁修成后,南京的交通枢纽地位将会提升,上海和南京如何分工;三是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发展对外资的依赖度下降,尤其是苏州无锡等地的外资对经济的贡献逐渐下降,而这些外资企业的中国总部一般是设在上海的,这会影响上海的总部经济。
就全国范围而言,上海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北京的竞争。北京的跨国公司的总部数量远远多于上海,GDP总量从世纪初的75%上升到2013年占上海的91%。提到制造业,这是上海应该重点关注的。2013年 天津的工业GDP比上海大概少580亿。但是2014年半年差距已经缩小到了180亿,而且天津的增速是两位数的 10.8%,上海只有6.3%。 如果这种趋势延续下去 上海将把工业第一大在2015年或者2016年让给天津。
全球范围看,尤其是亚太地区,新加坡的发展速度远快于上海。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统计,2012年已有约4200家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地区总部。上海作为国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2013年底这一数量不足500家。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截止2010年底,新加坡的区域总部中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有118家,而上海只有7家。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新加坡是亚太地区真正的门户城市,而上海虽然总部数量不少,但是实际的业务规模却不大。
上海的“中心”特征弱化,导致第一大受到挑战
第一,上海的制造业优势被削弱。上海作为经济中心的最重要特征是其经济总量排在第一,尤其是制造业总量一直排在第一。上海制造曾经风靡全国,但是在近些年的经济转型中,工业发展速度缓慢,一些传统的工业企业如宝钢、上汽、上海家化活力不够。2012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以宝钢为例,从财务报表中可以看到宝钢的收入不低,但是大部分来自宝钢的金融投资领域并非传统的钢铁行业。
第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由从属地位变成重要的一极。上海在民国和90年代以及新世纪前几年对北京有优势,那时候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都处于从属地位。2001年中国的GDP全球第7,现在已经是第2,占比提升到16%。中国强大,北京作为首都,是第一个受益的也是获利最大的。截止2013年底,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日,其中75%是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投资,也就是说北京作为资本枢纽的地位增强了。同时,中国强大了,对外资的依赖就会下降,上海作为大陆最国际化的城市,它的枢纽和门户作用就不如以前那么明显。
第三,上海作为国内的金融中心,功能单薄。上海能够成为金融中心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上海有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有三个最基本的功能:第一,上市前的审批和上市后的监管;第二,交易平台,就是交易大厅那些设施;第三,中央登记结算。虽然说证券交易所在上海,实际上证券交易的三大重要功能中最重要的两项都在北京,审批和监管由证监会负责,登记结算属于中国证券期货登记结算公司的工作,也在北京。上海只有三大功能中只有交易平台。
第四,信息化时代,上海的信息中心色彩不明显。现在的年代,大部分信息都是公开的对称的,因此最为珍贵的是不对称信息,信息不对称性对于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最关键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并不是通过看一家公司公开的财务报表、年报、公开信息披露就能够全面了解该公司的信息,信息更多的隐藏在公司公开的报表和信息的背后。在国内很多公司有两套报表,甚至三套报表,公开信息背后的隐藏信息更重要,而这些信息只有接近信息源才有可能获得。一般来说,总部集聚在哪里,哪里必定是信息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从东京的教训中,谈谈上海如何强化其中心性,巩固第一大的地位
从上段可以看出,北京凭借其首都地位,在跨国公司、大学科研机构、审批监管等方面比上海有先天的优势,上海在短期内很难扭转这种下风。但上海未来一定要认清自身优势,强化其中心特征,理顺发展路径,这决定未来上海将要达到伦敦纽约的高度还是东京的高度,也决定上海未来第一大的地位是否可以巩固。
第一,就上海本地而言,尝试以中国(上海)自贸区为平台,加强金融创新,尽早创建国际板。大陆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审查较严、时间较长,上市过程不确定性较大,造成直接或间接融资成本上升,这是大陆资本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同时因为国内的证券市场开放程度较低,很多企业不得不到海外上市寻求更广的融资渠道。自贸试验区的金融的改革应当具有更好的金融环境:包括法治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政府机构职能以及服务方式、人才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上海金融创新可以尝试以自贸区为平台,放松对国外投资者的限制,另外开设国际板吸引海外的优质公司到上海上市,这样才能提高上海作为资本枢纽的地位。其次,突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未来发展中的支柱作用,利用上海的区位和港口优势,浦东郊区较多荒地的优势,发展临海型工业。
第二,立足长三角,积极在上海都市圈内培训新的金融集群,推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金融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但是金融一体化却远远落后。最初的金融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为贸易融资,为贸易融资是金融中心功能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第三个层次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并购、上市、投融资安排,这是最高端的金融服务。上海目前已经逐渐上升到第三层次。上海郊区的嘉兴、松江、南汇、宝山等地,周边的城市如苏州、嘉兴等都具备比较好的经济基础,但是金融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如何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形成良好的梯度关系,培训新的金融集群这是值得探讨的。比如上海市中心更多的集聚高端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业企业,把金融业种低端的产业布局都上海都市圈的其他城市,可以更好的建立上海和周边其他城市的联系。
第三,从全国范围看,整合京沪港金融关系,共同打造亚太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原有城市之间竞争力的均衡被打破,竞争进入新的强强联合阶段。现在的全球竞争,不是单个城市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城市群或者都市圈之间的竞争,而是被Sassen称之为urban vectors (城市纽带) 或者城市轴心之间的比拼。新加坡学者Lai强调北京,上海和香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也发挥着互补的作用。北京是中国的金融管理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最接近信息源,加强与北京的合作,可以使上海的金融机构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小的成本获得准确的信息,与北京分享信息腹地。
第四,全球背景下,上海要充分利用中国崛起的机会,应该借助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机遇,借助全球华人的“文化”和血缘联系,建立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信息网络,这样可以扩大上海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上海的金融机构需要一个发达的金融信息媒介,这个媒介由金融人才和金融信息丰富的环境构成。这种信息媒介的产生需要具备全球联系的信息网络,并被熟悉中国金融文化的专业人才转换解释,使之被上海的金融机构吸收利用。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形成了大规模的华人聚集区,并在当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上海应该以这些华商为纽带,利用丰富的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逐步建立联系形成网络,产生类似于伦敦的向心力,推动上海与全球城市的金融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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